季烨，法学博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所长，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两岸关系法律与政策、国际法理论与台湾对外关系。

今年适逢台湾研究院成立40周年，而我到研究院工作也步入第十个年头。十年时间不长也不短。一方面，我对研究院历史文化的体悟、对台湾问题的研究还远谈不上深入；但另一方面，我也肯定不算是研究院的“新人”了。稀塽同学一再相邀，我也不便推辞，努力回忆入职以来的记忆碎片，既是对研究院生日的感恩和祝福，也权当作对自己的一个阶段小结。

可能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在求职之前，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台湾问题研究。但缘分妙不可言。我在本科时就参加了央视主办的“海峡两岸知识大赛”，当时带队的便是张文生老师。后来，不知何时我偶遇了“中评网”，大尺度的“政治八卦”深深地抓住了我同样八卦的心。日积月累，求职台研院虽超出职业规划，却也不是那么出乎意料。

求职过程波澜不惊。但在面试后回复我的一则短信中，刘国深老师称我“季烨兄”，使我备感诧异，也是我对研究院家人文化的初体验。面试过后，我这个“外人”还受邀参加了研究所的学术餐会。入职后才听闻，院所领导或许也是借机测试我的酒量，据说这是早期的“工作需要”。所幸各位老师“放水”，我算是险过了。其实，由于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这一技能后来并没怎么派上用场。

 入职后的第一场学术活动是陈孔立先生的入门讲座，他的那句“新同学要尽快甩包袱”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确，作为两岸关系领域的新兵，当务之急便是走出此前研究的舒适区，主动融入台湾问题的新语境。

传帮带是研究院的文化。在入职之前，我就收到通知参加与某台湾政治人物的座谈；在入职之初，李鹏老师就安排我参加他的科研项目，既缓解年轻人科研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在无形中引导着我的研究方向。

“甩包袱”很难，但研究院对年轻人很宽容。在入职后的头两年，我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和备课，台湾研究方面的论文零产出。但研究院从来不给我任何压力，总是宽慰我慢慢来，打好基础，我很感动。

彭莉老师是大陆最早涉足两岸关系法制研究的学者之一，成果丰硕，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她长期隐蔽在经济所和两岸关系所“打游击”。我入职后，研究院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决定尽快成立法律研究所。

在三个月的筹备阶段，彭老师带着我凝练研究方向，起草培养方案，事无巨细。2011年11月12日，研究院为我们法律所举行了简朴的揭牌仪式，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也出席观礼，并为后续合作提出期许，我们倍感鼓舞。

法律所是研究院6个研究所中最年轻的，朝气蓬勃。九年来，我们的研究队伍扩充到了5人，加上近20位在读硕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推展至两岸协议、两岸融合、两岸司法互助、涉台外交等，已经成为一支比较齐整的学术团队了。

锻炼年轻人也是研究院的传统。在我刚刚受聘副教授后几个月，就被任命为法律所所长。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推说分量不够，但院里说“压担子”也是一种锻炼。成长当然是好事，那就做吧，只是希望尽早结束“煅炼期”。

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的，但学术平台的建设离不开团队合力。外面的委托课题或授课机会，同事都推辞着让别人牵头，“你们拿去”或“年轻人去讲”是口头禅，完全没有私心。我们定期集体讨论，以学生为主体的“两岸关系法治”学术沙龙也连续举办了近30期。大家互通有无，师生教学相长，学术的乐趣莫过于此。

这些年里，我们斩获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纵向课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台湾地区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获批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策划出版“两岸关系法制系列”丛书，并推出了学术年刊《两岸关系法制评论》，无不是集体成果，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其中法律面的研究更是敏感。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障碍和瓶颈，我也会沮丧和动摇。

但工作总是需要人去做的，人也总是需要工作的。更何况有这么好的基础和传统，又承载着那么多的信任和关照。感情和责任还是引领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期待着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集体里，迎接台研院下一个辉煌的五年、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