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深教授日前在厦门大学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中评社 林艳摄）
中评社香港8月8日电（记者 林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原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大“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深是一位已经从事台湾研究三十余载的著名专家。不久前，刘国深教授在厦门大学特别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就两岸民间交流、两岸融合发展、如何解决两岸政治分歧、两岸关系出路何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解析，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访问期间，刘国深首次向中评社记者分享了他从事台湾研究的心路历程与感受体悟。其中有一句话令记者格外印象深刻，“台湾研究是一项良心的事业，台湾研究工作者要时刻体现知识分子的良心，尽最大努力让两岸避免兵戎相见”。他说，必须站在人民的需求角度思考台湾问题，痛苦着人民群众的痛苦，快乐着人民群众的快乐。
刘国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博士。1989年7月进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工作，2001年11月起担任台湾研究所所长、2004年3月至2017年10月担任台湾研究院院长。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及“国家高层次人才”入选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第二、三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任福建省台湾研究会会长，厦门市台湾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政治、两岸关系。先后发表《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等学术论文150多篇，独立撰写或合作编撰写《当代台湾政治分析》著作12部。
刘国深教授正在翻看台湾史著作（中评社 林艳摄）
民间社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担当者 搭起交流台让老百姓唱主角
今年对台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同台湾各阶层人士交朋友，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刘国深分析了海峡论坛在此背景下举行的特殊意义，他表示，过去三年两岸关系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两岸交流交往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但病毒的影响比“台独”的影响还彻底。疫情造成的物理隔绝，直接打断了两岸之间的交流往来。过去三年两岸民间无法往来，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几乎造成灭顶之灾，如今有机会重启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和对话合作意义重大。他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是两岸民间社会，政策上再怎么有利，不落实到民间社会，都将是一场空。大陆举办像海峡论坛这样以民间为主的活动，一方面有助于两岸各方面的重新接轨，两岸民众再续前缘，增进互信、加深瞭解。两岸民间交流更重要的是薪火相传，让更多没有来过的台湾同胞和没有接触过台湾朋友的大陆民众有机会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交往，扩大民间社会对两岸一家亲和同根同源的感受。另一方面，可以深化两岸共同利益联结，包括求学、就业、创业等各方面。因此，我们也希望诸如海峡论坛这样的活动办得越来越民间化，搭起交流平台让老百姓上去唱主角，因为老百姓的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是不可估量的。
刘国深始终认为，两岸公权力部门应该为两岸民间社会提供更加体面、安全、方便、低成本的交流交往平台，提供更多空间和机会。他表示，两岸融合发展、和平发展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虽然公权力部门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但不可忽略两岸民间社会才是两岸融合发展真正的担当者。目前，台湾公权力部门在很多时候扮演负能量的角色甚至是唱反调，对此大陆公权力部门要主动扛起责任，我们本身资源就比他们多，我们可以去主导两岸交流的工作。他指出，这种融合也是多元的，并不是单向的。因为台湾方面的行动者不仅只有公权力部门，还有民间社会等不同的参与者，即使是台湾政界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也未必和台湾当持相同意见。比如，去年8月10日，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冒着疫情来大陆，带来了很多台湾基层社会的要求，反映台湾民众的意见，积极主动推进两岸融合。此外，台湾民间社会也很积极，包括台湾企业及一些台湾民间社团组织等，他们非常需要这种交流交往。所以，尽管现在两岸公权力部门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分歧和困难，但不要紧，我们要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战略性地思考，给老百姓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刘国深教授就两岸民间交流、两岸融合发展、如何解决两岸政治分歧、两岸关系出路何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解析（中评社 林艳摄）
两岸交流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 希望早日恢复两岸学术往来
厦大台湾研究院曾在台湾设立驻点研究室，开创了两岸的先河。近年来，大陆赴台学术交流活动几乎中断，厦大师生赴台驻点研究的活动也被迫中断。对此，刘国深表示，两岸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交流互动可以增进双方的了解，提升彼此的互信水准，让两岸老百姓有更多耐心去接受两岸和平双赢的前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人员和青年学生到台湾去做研究，而不是隔着海峡在这边揣测或是看二手资料，厦大台湾研究院在台湾设立驻点研究室，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两岸社会各界应该都已看清楚，研究院就是一家学术研究机构，而且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么多年来，厦门大学的专家学者一直客观地站在两岸中国人共同的立场上，去寻求和平共赢，拉近两岸之间的情感距离，缩小彼此的知识差异。我们的研究人员把台湾老百姓真实的感受描绘和传递出来，与大陆分享他们的认知情感价值，同时也与台湾方面分享大陆的情感认知价值。对此，民进党当局也不会看不到厦大台研院的努力。然而，这支专业研究队伍的学者至今为止不能正常去台湾交流，这真的损失非常大。学术界要走在最前面，我们希望尽快恢复两岸学术往来。事实上，我们也看到，90年代前后因为大陆第一批专家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先行赴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交流互动。目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争取去台湾交流，但透过私下场合了解到的情况是还不能去，台湾当局尚未开放。两岸之间不沟通，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会拉近距离吗？会变得更和平吗？
刘国深教授认真翻看地图（中评社 林艳摄）
台湾问题最终是国家治理问题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刘国深表示，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直至两岸最终实现完全的统一，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两岸关系问题不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可以见诸双方各自的法理和规定，因此两岸关系发展最终是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在治理台湾地区的过程中，必然要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员交往等各个方面有一个磨合过程，这实际上就是融合的过程。融合发展过程对于两岸之间曾经受到伤害的血脉及肌体愈合至关重要，是一个血肉重新愈合、血脉重新连通的过程，也是海峡两岸逐步正常化的过程。因此，融合发展一定要有比较好的环境，尤其是在台湾方面目前配合度不高的情况下，我们要主动进行管控，“上好夹板，绑紧绷带”，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和环境，让两岸“骨折”处尽快愈合。相信两岸民间社会发展一定会使两岸了解和互信基础进一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解决台湾方面所关切的各种问题，最终在两岸的内政和对外参与活动空间方面作出适当的合情合理安排。
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到深化“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刘国深认为，强调“各领域”推进融合发展是负责任的表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相互促进。一方面，它有联动性，有些环节没有解决好就会影响全局；另一方面，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规律、特色和具体情况，如果各个领域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能够发挥出来，对于早日实现两岸最终统一是有帮助的。因此两岸融合发展只抓几个领域是不够的，而是要强调各领域方方面面的融合，并且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让两岸人民在交流交往中，尽可能做到无死角的融合。
刘国深也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表了看法，他表示，福建省作为地理上最临近台湾的地方，具有“五缘”优势，应该要有所担当，扮演最重要的两岸融合桥头堡角色，以创造更好的环境，方便更多台湾同胞来走走看看，甚至来生活、求学、创业、就业。事实上，台湾当局在90年代初也曾提出“共同开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现在看来两岸双方在这个思路上曾经不谋而合。当然，要做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并不容易，一方面是物质条件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有很多制度上的配合。
刘国深指出，福建省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资源分配、政策管理规定的问题，这既要在福建省内部自身挖潜，同时也有“条条块块”的问题需要中央的支持。比如，各地海关必须遵守海关总署的相关政策，公安系统也有台湾同胞在各地居住生活相关管理规定。铁路部门也基本上是一盘棋系统，并非福建省等地方政府所能够管辖的。举一个例子，目前有一些地方台胞已经可以用台湾地区居民居住证刷卡进站，但更多地方还只能走人工通道，两岸民众在动车站就被人为隔离了，这个安排是否有必要呢？显然，这并不是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存在具体政策贯彻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远不仅于此，各地各部门仍要内部挖潜。当然，支持福建省及其临近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优惠化，不是地方政府一家就能做好的，有些必须要得到中央政府的统筹支持。
刘国深表示，此前中央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这个时候国务院出台新的支持政策，相信是基于融合发展过程和遇到新问题后所进行的调整更新，更加细致，更加周到，这将有助于从中央层面协调各部门来支持福建的两岸融合发展事业，理顺现实发展中的一些关系并处理好相关的障碍。他也相信这不会是最后一份政策创新文件，两岸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面对两岸融合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政府公权力部门应该灵活及时地出台相应的政策举措，以解决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
刘国深教授正在浏览中评网新闻页面，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台湾地图。他说，从事台湾研究是他一辈子的事业。（中评社 林艳摄）
主导权和主动权掌握在大陆手中 台湾政局“茶壶里的风暴”引领不了两岸走向
刘国深曾表示，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局其实就像“茶壶里的风暴”。近年来，中央也反复强调对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的把握。对此，刘国深在访问中向中评社记者解析了其中的意涵，他表示，10年前的台湾问题和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更别提40年前、50年前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大陆发展起来了。相比之下，台湾方面对整个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在迅速下降，甚至台湾当局对台湾内部的主导能力、主控能力、引领能力也在大幅下降。台湾走向所谓的政党政治以后，它内部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天台湾没有任何领导人或政党可以独断专行改变台湾地区的政治法理结构、改变两岸关系的性质，甚至台湾方面很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一党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为了适应政党竞争的生态，经常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玩文字游戏、玩概念，选前说一套、选后做一套，这是一种常态。他指出，台湾内部政党政治和权力斗争基本上是茶壶里的风暴，不可能对台湾的整体政治结构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更没有能力引领两岸关系发展的走向。因此，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大陆手里，两岸关系的未来掌握在两岸人民手中。
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地去落实这种主导权和主动权？刘国深认为，第一，我们要有格局、心胸、高度去看待“茶壶里的风暴”，不必太过在意台湾一些政客的言论。他一再提出，两岸之间要彼此欣赏、彼此珍惜、彼此包容、彼此肯定。对于台湾内部一些政治人物的幼稚可笑言论，我们摆出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就可以，不必要随他起舞。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台湾内部的事情，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过度介入，或者说轻易做一些针锋相对的动作。
第二，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作为，主导权和主动权必须要转化成积极有效的政策。台湾的政党、政治人物可以没有大局观，可以不负责任，但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一肩挑起来，我们也有能力去扛起这个责任。我们要在对台大政方针引领下，以我为主，逐步落实对台湾地区的治理。
第三，我们还要发动群众各领域全方位地发展，让两岸民间社会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主力军，因为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非常重要。
刘国深认为，我们的主导权、主动权必须从以上三个方面加以落实。他强调，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对不只是出台政策就好。我们必须把台湾问题解决当成是国家提升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治理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势利导、借力使力。对此，公权力部门要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同时，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管好自己，维护好两岸和平发展局面，如果台湾当局没有能力管好自己，我们就一定要扛起相关责任。
刘国深教授表示，汪辜会谈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中评社 林艳摄）
汪辜会谈最大启示是求同存异 两岸搁置争议可为双赢争取空间
刘国深在从事台湾研究的30多年里，曾见证过一波又一波两岸关系的起起伏伏。对于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刘国深认为，首先是不要悲观，我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要坚定信念、充满信心。正如刚刚所说，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大陆手中，掌握在两岸人民手中，这是我们的底气。刘国深也坦言，这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确实碰到了政治上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两岸双方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代表权之争的问题，更深层次地中国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高阶政治分歧问题，但这个问题争论到现在，已经基本见分晓了，已到了收官阶段。中国大陆发展成就已经证明，这样的争论就像NBA比赛已到了尾声，大陆方面即使躺着看台湾当局打，台湾当局也打不赢了阶段。当然，大陆方面不会这么消极，一定还会积极进取了。双方与其继续作出争斗，不如创造一个比较缓和的环境，让两岸双方共同发展，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往来。待到以后条件成熟了，我们再来解决两岸“内政外交空间”分配问题，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办法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刘国深指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是大陆方面强加给台湾方面的，台湾方面也以白纸黑字主动写给大陆方面，民进党也很难跳出这种法理性、制度性的规定。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拐弯抹角”地做各种暗示，但又释放各种矛盾的信息，一直无法“达阵”。既然如此，不如面对现实，在现有的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上，搁置敏感争议，这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比如马英九执政的八年，我们基本上就是搁置了争议。国共如此，共民之间也一样有可能达成暂时搁置争议的目标，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诚意解释问题。事实上，因此，在民进党执政情况下，两岸之间如何搁置争议，创造更好的交流交往环境，这是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努力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避免两岸零和游戏、走向冲突，甚至是战争，这个必须要高度重视，要有负责任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处理，这样两岸关系还是有可能柳暗花明，渡过目前的难关，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走得更加稳当。
今年是汪辜会谈30周年，那么当年的汪辜会谈对于解决现在的两岸分歧有何重要启示意义？刘国深认为，汪辜会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两岸双方为了两岸人民的利益，可以相互包容对方，技巧性地处理暂时的分歧，让两岸的公权力部门为两岸民间社会服务，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体面、安全、方便地让两岸老百姓低成本地生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逐步拉近彼此认知的分歧，最终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为两岸双赢提供良好的氛围和空间。比如，大陆方面提出，在两岸事务性商谈过程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具体涵义，这是非常务实的做法。两岸还没到政治谈判阶段，为什么我们要把最难的问题摆出来，影响两岸民间关系发展？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放一放，是因为双方都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的立场，因此很多事情是可以搁置的，过去两岸关系的发展也证明了这是做得到的。
为反对而反对的后遗症太大 希望台湾政治人物有大局意识
“九二共识”一直被视为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也被认为是两岸关系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然而，2024年台湾“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否认和批判“九二共识”的立场也很清晰。对此，刘国深认为，台湾政党政治很大的特色是“为反对而反对”。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因此，这已经不是一个是非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他指出，当初“九二共识”并不是大陆提出来的，而是由台湾方面提出的，提出者也是基于两岸不要打起来的善良愿望。本来“九二共识”保持一定弹性和模糊性，就是不想为难你去讲一些不想讲的话，大陆接受“九二共识”也是有过程的。然而，民进党方面因为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否认“九二共识”，这是非常不理性、不明智的。事实上，这些规定你也无力违背，至今也都强调要遵守这些规定。如果民进党实在不想用“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也行，可以用自己喜欢、方便的语言，把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说清楚、讲明白。但至今为止他们也做不到，这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智商、情商的问题，大家可想而知。他认为，“因为是你提出的，我就要反对”，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心态所造成的后遗症影响是非常大的。
刘国深指出，“九二共识”这么多年来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民意调查显示，“九二共识”在台湾有很高的支持度。如今却又说“九二共识”支持率很低，这显然是政治操作后的结果，故意污名化它，对两岸保持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是非常不利的。他注意到，这也导致了“三人成虎”的情况，国民党内有些人曾一度也不敢直接提“九二共识”，这是两岸的悲哀，也是台湾的悲哀。我们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有更多的大局意识、国家民族意识、台湾全民利益意识，不要总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
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俄乌冲突给台湾民众上了震撼一课
在“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提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次则喊出“2024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么，战争与和平的道路选择对于台湾民众而言会是一个痛点吗？对此，刘国深表示，俄乌冲突给台湾民众上了震撼一课。俄乌冲突的悲剧还在上演，战争与和平很可能会成为2024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不一样，但战争所造成的血淋淋伤害以及对社会的破坏是一致的。俄罗斯最终会不会赢也是一回事，目前看来乌克兰根本赢不了，无论如何，老百姓这么悲惨，老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乌克兰人民已经输了。他说，现在悲剧还在进行中，如果领导人不改弦更张的话，老百姓只会更加悲惨。如果年底时俄乌冲突局势变得更加严重，“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这种效应在台湾难道不会更加扩大吗？台湾各党候选人可以回避吗？
刘国深表示，台湾社会应该要有清醒的人站出来看到，乌克兰领土辽阔，和欧洲国家陆路交通顺畅的情况尚且如此，台湾就是个弹丸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遂行“台独”、分裂国家，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安定，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商量妥协余地，连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明确这么讲。他指出，至今为止，赖清德还是公开否定“九二共识”，并且通过所谓的借壳上市、玩文字游戏来欺骗民众，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明眼人都清楚其“台独”立场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有些问题应该提给赖清德：在战争与和平选择的关键时刻，你不改弦更张行吗？面对如此重大的抉择，你是否要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角色？能否在关键时刻引领台湾社会实现新的转型？让两岸不要再纠缠在所谓的统独之争，纠缠在战争与和平的痛苦抉择里。
刘国深表示，台湾问题完全可以和平解决，两岸关系也完全可以和平发展，这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期盼。台湾各界确实要反思，为什么摆着康庄大道不走？明明大陆方面可以接受两岸双赢，台湾方面却有人硬要搞“零和”？他也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站在国家民族共同立场去思考如何放下恩怨
今年5月在“两岸学者面对面”活动上，刘国深与邵宗海教授在共同探讨“两岸心灵契合”议题时，分享了实地参观当年在湖南抗战史，他在现场不禁潸然泪下。采访中，他回忆起这段令他触动的历史。他说，当时在缅怀中国抗战历史时，看了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遗迹，参访了怀化、芷江受降城以及长沙的几个战争遗址。其中，衡阳保卫战的细节令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的2万多人对抗10万日本军队，日本军队放话说三天之内拿下衡阳城，国民政府一直给他们发电报说明天援军就到，结果打了47天都没到。最终衡阳被夷平，剩下三个房间，两万多人的军队也只剩下了1000多位伤员。因为天气炎热，士兵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后来，方先觉军长决定投降，唯一要求竟然是为保全这些伤员的生命，让他们得到救治。在中华文化里，投降是很耻辱的，加上两岸之间几十年的政治恩怨，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很少被提起，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伟大，这些人的事迹如果被我们忘却就太不应该了。刘国深说，他们一行人在纪念碑处参观时，树林里正好有人在用喊叫的方式锻炼身体，但听在他耳中，那声嘶力竭的喊叫声犹如是纪念碑地下的亡灵在喊冤。他认为，两岸之间有太多的共同历史记忆需要我们去重建，两岸的美好未来更需要双方放下恩怨共同去追求。
他说，两岸之间真的要站在国家和民族共同立场上去思考，尤其是在经过时空环境变迁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找到交集、放下恩怨？我们应该怎么办？同样的，对于两岸关系问题也应该更多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去思考。如果为了局部的利益，为了个人私利，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不顾，我们又如何面对祖先？
从事对台研究三十余载 台湾研究是一项良心的事业
刘国深从1989年开始从事对台研究工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和智慧，是两岸关系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访问的最后，刘国深也和中评社记者分享了其坚守这份事业背后的心路历程及感受体悟。刘国深表示，“台湾研究是一项良心的事业，台湾研究工作者要时刻体现知识分子的良心，尽最大努力让两岸避免兵戎相见”。必须站在人民的需求角度上去思考台湾问题，痛苦着人民群众的痛苦，快乐着人民群众的快乐。
刘国深告诉记者，他从1987年开始撰写胡适晚年政治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政治活动很有学术研究价值，从此培养出他对台湾研究的兴趣。当然，他说，最终决定从事台湾研究还与一系列两岸关系发展事件有关，包括1986年王锡爵劫机事件之后，两岸开始接触交流；1987年台湾当局在两岸政策上作出调整改变，他老家的邻居陆陆续续有家人从台湾回来，他亲眼看到分离三十几年老夫妻再团聚的情形，那场景令他备受震撼。更重要的影响是“一国两制”提出后，中国政府顺利推进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进程，这些都令他受到鼓舞。他深刻感受到政治学者的责任，要将所学投入到推进两岸统一的事业中，他决定投奔当年的厦大台湾研究所，幸好陈孔立所长和当时的前辈们决定接收他，他得以开启这项一辈子都无怨无悔的研究工作。
“这已经成为我一辈子的事业了”，刘国深表示，很欣慰台湾问题从“包袱”“负债”变成了国家的“资产”“财富”，三十年多来两岸不仅没有打起来，两岸民间社会事实上已走得越来越近了。即使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两岸人民对要交流、要交往、要和平的期待。这当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意，我们也深切体会到总书记所讲的，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定然不会缺席，实际上也从未缺席。他认为，这么多台湾的商人、年轻人、民众来大陆是好事，即使是在大陆赚钱，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这也是两岸需要的正能量。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报效社会，实际上也是通过参与这种工作进入大潮洪流中一展身手。
刘国深表示，过去四十几年，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虽然历经坎坷，但只要想想我们那些经历苦难的邻居，想想世界上其他寻求统一而有内部冲突的国家，我们两岸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我们没有打起来，而且越来越密切，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对两岸婚姻，还有很多台胞在大陆生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大陆的资源、正能量进入到台湾，让台湾社会发展起来。因为这个国家不只是大陆人的国家，而是两岸中国人的国家，国家的所有资源也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资源。他相信，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非常珍惜这么宝贵的资源，我们的国家如此辽阔，是台湾同胞、台湾年轻人可以驰骋和大展身手的地方。从这点上来说，两岸同胞都是平等的，我们有共同的机会去经营好这个国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我们强大的后盾，去展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去为人民、为民族，甚至为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刘国深表示，在两岸交流交往过程中，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许多绿营的朋友，他们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私底下却和我们讲心里话、讲人话。因此，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他们处在非常异化的政治社会里，有些场面话不得不这么讲，但这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说，如何把台湾社会的正能量表达出来，发现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本质规律，不要受到表面现象所迷惑误导，让两岸老百姓看到彼此的真心，这是我们这些读书人该去做的。
刘国深也向下一代从事台湾研究的青年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他认为，作为一名台湾研究工作者，要有基本的理论基础，没有专业训练就很容易被迷惑。所以，希望年轻一辈的研究人员谨守自己的角色身份，首先要像个学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有专业素养。比如，学政治的要有政治的理论训练，学经济的就要有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如果有条件，年轻人还要以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野研究台湾问题。既要掌握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理论，也要把我们传统的知识基础巩固好、发扬光大、为你所用。同时，也要发挥学术训练的长处，寻找更多的解决办法，提出更新的观念，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而非人云亦云。他认为，台湾研究工作者要看得更加深刻高远，尤其是要更有格局地思考如何实现两岸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乃至国家最终的完全统一。此外，还需要去做正能量的沟通工作，如果只是关起来们来做学者，影响力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非常乐意接受专业媒体和主流媒体采访的原因之一。读书人要有抱负，要带动两岸社会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情怀、中国人的智慧和全民的知识文化水准，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升自己。
曾经也有很多人问刘国深，两岸统一以后你们还能做什么？刘国深说，“我们不怕失业的”，统一以后会有更多事情要做，看看香港回归后的变迁就知道了。他认为，两岸中国人都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国家治理的问题，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中，不但国家整体的治理水平会提升，台湾的正能量也会被吸收，大陆的正能量也要与台湾同胞分享，台湾同胞可以在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采访结束，中评社助理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林艳向刘国深教授赠予中评社社长郭伟峰最新著作《论中评社》一书。
原文转载自中评社
（编辑：杨延钧；复核：杨畅；责编：杨昆福；编审：刘国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