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孔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原文如下

我和台湾学界开展学术交流算是比较早的，早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胞探亲之前就开始了。有关早期交流的历史，有一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这里只讲几个“第一次”及几场印象特别深刻的学术交流。

在海外与台湾学者交流

一、1986年7月，美国芝加哥举办“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这是我和台湾学者学术交流的第一次。当年我写的论文是《台湾移民社会中的械斗问题》，报告后一位女士起来说，“你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为什么后来变成殖民社会呢？”，我当时不认识这位女士，后来才知道她是吕秀莲。我不想回应她，看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也在现场，我就对着史明说，你是说“台湾变成福建的殖民地”之人，理由不外乎两点，一个是在政治上，台湾人都不能在台湾当官，在台湾当官的都是外省人；第二是台湾的米都被福建拿去吃了。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清代有一个回避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在500里以内的本地当官，所以福建人不能在台湾当官，浙江人不能在浙江当宫，不是专门针对台湾的。第二，台湾的米给福建人吃了，我小时候就吃过台湾米，但我们不是白吃的，是向你们买的，台湾有米当然会卖，福建缺粮不得不买，但台湾有很多东西是从福建运过去的，怎么能说台湾是福建的殖民地呢？这是我与台湾人士的第一次交流，有交流就有交锋。

二、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来大陆采访。我们谈的不是学术问题，但报导说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历史、地理了如指掌，对政治则不甚了解。这引发我对研究方向的思考，今后一定要加强政治、社会方面的研究。

三、1988年1月，“台湾史研究会”请我去台湾开会。我人到了香港，台湾当局不让我去台湾。我就把论文从香港发到台北，由台湾学者替我宣读。台湾媒体报导说：“陈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学术开始交流”，这是大陆人第一篇在台湾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四、1988年6月，香港大学举办“台湾经济、历史、文学、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和台湾学者魏萼及几位香港学者举行了一次座谈。魏萼建议应在闽南开设“小台湾”特区，我对此颇感兴趣。在讨论中，我介绍了福建的具体情况，也提出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这是我第一次与台湾学者单独探讨两岸的实际问题。台湾媒体以《福建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与港台关系》为题做了报导。

五、1988年8月，“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波组织了“大陆台湾史研究现况考察团”赴大陆访问。台湾当局不准学者组团前往大陆，他们只好在考察团的简介上说不是组团，这就是他们发明的“不是团”，而改用探亲名义说好在厦门机场“不期而遇”，一起参加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为他们举办的“台湾史研究学术交流会”。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合办学术研讨会。

六、1989年10月，台湾学者庄英章、张富美及美国学者武雅士等人，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一起进行“闽台社区民族志比较研究”，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共同进行田野调查。

七、1990年，台湾文化人陈映真来访。当时他开了“人间出版社”，说可以帮我们出书。后来我们多位学者撰写了批判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的论文集，1994年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当时大陆人不能在台湾出书，所以我们用的全是笔名。这是两岸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

八、1992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为主题，台湾学者有龚鹏程、吴宏一、李瑞腾等人。龚鹏程当时是陆委会文教处处长，他本身又才华横溢，博古通今，用台湾流行的用语可以称之为“官学两栖”之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尽管有些问题提得相当敏感、尖锐，但大家都能冷静耐心地答覆。双方的观点必然存在差异，但彼此都能坦诚友好相待。这是我在赴台前，又一次与台湾学者在海外的交流。

与台湾学者面对面交流

一、1992年11月，我应台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和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之邀，组团赴台。这是大陆研究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的学者第一次组团访问台湾，于是有了许多“第一次”：大陆学者第一次参加在台湾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就大陆对台政策、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天朝心态”等议题展开激烈争论；第一次与许多台湾学界、政界人士交谈；第一次单独接受几十个台湾记者采访，回答他们各式各样的提问，诸如对“台独”党纲、第三势力、“不放弃使用武力”等，这是大陆学者面对台湾媒体的第一次对话；第一次访问台湾的大学，见到东吴大学章孝慈校长；第一次访问台湾的研究机构，其中有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民主基金会、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国策中心、中研院、淡江大学等。

 在政大国关中心，第一次见到该中心主任林碧炤、副主任苏起及吴安家等几位学者，与他们对话，会后我要求参观他们的资料室，我想看看他们的“匪情研究”什么时候改为“大陆研究”（后知大约在1989-1990年）；在民主基金会，第一次参加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会，在座的有包宗和、葛永光、高辉等人，都是大学教授和研究选举的专家。我们就得票率的估算方法、得票率席次的关系、自行参选对候选人的影响、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和“福利国”派系的主张，对选情的影响、民众投票取向、地方派系的作用、两党的配票作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次访问海基会，见到陈长文副董事长。陈长文提出“两岸并行发展，逐渐走向统一”主张，我们讨论了“一国两制”、“一国一制”等问题。

第一次在台湾见到民进党的邱义仁、陈忠信、陈芳明及台大教授夏铸九等人，与他们就台湾各阶级、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福利国”的政策、民进党如何面对选举，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对话。

几场印象深刻的学术交流

另外，有几场学术交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值得回忆。

一、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际学术讨论会”，政大校长张京育、台大政治系教授袁颂西等参加了会议。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在开幕式上致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和台湾“中研院”李亦园院士，分别对“文化中国”做了阐释。我提交的论文是《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会后我见到戴瑞明先生，就台湾对美、日商品文化的态度问题交换了看法。他认为随着对外开放，外来文化必然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总地看来，疏导会比防堵有效。我感到如何面对外来文化，是一个值得两岸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互相交流。

二、1994年在政大国关中心座谈会上，两岸学者交谈内容涉及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有关台湾内部的问题：第一是联合执政问题，第二是省籍问题，第三是统“独”问题，第四是对新党的看法。我和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人士都有所接触，当时发现三党都自我感觉良好，也都想在下一次选举更上一层楼。

三、1994年在与海基会讨论两岸关系时，双方就“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的政治关系、台湾的“国际空间”等问题展开争论。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大陆学者认为有道理的事情，台湾却视为“打压”。当时我深深体会到，两岸之间不是简单地判别谁对谁错就可以，这里面还有感情问题，需要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做深入研究。

四、1996年我应政大国关中心邀请访问台湾，走访了文化大学、国策中心、政大东亚所、选研中心、成功大学、中山大学。在政大国关中心参加“大选后两岸政经走向”座谈会，在中山大学参加“两岸僵局如何解套？”座谈会，见到了赵春山、陈德升、周阳山、姜新立、林文程、林武郎、廖达琪等学者，就“一个中国”与“一国两制”、统“独”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两岸僵局的解套、政治对话、“三通”等问题展开讨论。双方的分歧较大，台湾媒体以“两岸学者缺乏交集”为题做了报导。

五、1999年5月我应政大之邀访问台湾，他们组织了一场报告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建国党”四党代表在会上宣讲对两岸关系的政策与态度。我不想介入他们的争论。我在发言时，针对会上几位提到“民族主义”的看法，表示了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正值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中国人愤慨，上街游行抗议，但美国却用“误炸”来解释整个事情。会上有人谴责大陆的“民族主义”，我则回应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见外国就反，或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甚至发动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另一种是维护民族尊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我相信大陆人民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依照国际关系的准则办事，绝不会出现过激的行动。

六、2000年12月在香港举行“台湾政局走向与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台湾学者邵宗海认为民进党当局是“少数政府”，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张麟征认为台湾的“政党轮替”几乎变成“国家轮替”，民进党的政策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却要“全面操控”，可是三个在野党理念不一、主张不同，不可能合作；新党籍的李炳南批评“少数政府无能”，在野党无所作为，主张两岸回到1992年的“一中各表”。民进党的林浊水集中批判国民党长期统治对台湾造成的伤害，他认为“立委”选举“三党不过半”，就会组成“在野联盟”，与民进党对抗。我和上海东亚所所长章念驰只是听他们争论，未介入讨论。

 七、2001年8月我和几位大陆学者赴台访问，见到许多台湾学者和政界人士，其中包括邱进益、江炳伦、张五岳、萧新煌、何思因、陈德升、蔡玮、汤绍成、王仁宏、耿荣水、吴琼恩等。在访问国民党智库时，与苏起、陈锡蕃、高孔廉等人座谈。我还见到谢长廷、吴乃仁、颜建发等民进党人士。成功大学的一场座谈会令我印象深刻，许多南部人强调问题关键在经济，而非政治问题，现在失业的人很多，生活痛苦，经济不景气，大家关心的是民生。有人说大陆应当“伸出援手”，这是“民心所向”。

在访问亲民党党部时，我们与张昭雄副主席座谈，他表示亲民党不愿意与国民党、新党“绑在一起”；亲民党要走中间路线，在两岸关系上主张维持现状，目标是统一，时间则不定；现在两岸要和平共处，和则两利。

在国民党智库座谈时，他们说他们主张统一，但非急统，之所以提出“邦联制”，就是表明不是急统；邦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上。我们则表示，邦联制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不是一个国家之内，这种主张是“两国论”。据我所知，后来国民党内有不同看法，也就不再提“邦联制”了。

八、2003年2月在欧亚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张京育、陈忠信、洪秀柱、杨开煌、周继祥、董立文等学者对谈。当时两岸仍然存在政治僵局，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大家就如何突破僵局各抒己见，当时台湾离2004年选举不远，多数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最好不要出现紧张局面，也不要急于打破僵局。

那一次，我们还见到民进党一些197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发现民进党当局只想谈，不想“通”。谈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民进党选举有利；“通”则可能出现问题，例如大陆会采军事行动，而台湾的资金、人才会流向大陆，大陆有可能会抛开台湾的公权力，进行民间协商。总之，他们要“政府对政府”谈，就是要以“三通”换“两国”。

那次在离开台湾的前夕，泛蓝整合成功，推出了“连宋配”参选2004年大选。我到达香港时，当地媒体来问我“连宋配”会不会引起民进党紧张？大陆对“连宋配”是否有期待？我回答说，民进党并不担心“连宋配”，因为他们已准备好如何应付，他们有信心争取中间选票。至于大陆对“连宋配”的态度，我认为不会介入，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原文发布于《观察》杂志2023年8月第1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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