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1日下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打品牌学术讲座——厦大台研讲坛在学院五楼学术报告厅盛大开讲。本次主讲嘉宾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唐世平，主题是“理解战略行为”。本场讲座由我院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秘书长李鹏教授主持，台湾研究院、南洋研究院、公共事务学院的部分师生与会。

李鹏院长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唐世平教授的学习经历。唐教授在1995年以前一直致力于生物学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获得了古生物学学士（1985）、分子生物学硕士（1988）和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1995）。博士毕业后，唐世平教授转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并于1999年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国际政治、政治理论、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和制度经济学，并在这些领域做出了世界级研究成果。2015年，唐世平教授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最佳著作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

讲座伊始，唐世平教授首先辨析了行为、政策以及战略行为的概念。唐教授认为：行为不等于政策，是政策导致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来源于政策，政策还会导致无行为，而战略行为是行为体（actors）为了达成某一个目标，基于一定的计算而采取的行为，因此，可以大致假定战略行为是基于某一个“政策”的。战略行为相比理性行为更为宽泛，现在的神经生物学、神经心理学等学科都已经证实人类是不可能完全基于理性思考问题的。

随后，唐世平教授阐明了战略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他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理解自己（他人）的行为；把握自己（他人）行为的后果；将这些行为和结果都看成是我们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相互作用的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唐教授指出，战略行为会带来不确定性，希望大家思考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用系统的、乃至进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不确定性。

谈及如何批评自己或他人的政策，唐教授认为有四种做法：第一，指出基本事实的错误；第二，推翻政策的逻辑，所有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逻辑之上，具体地说，政策会导致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结果，而不会导致政策制定者所不希望的结果；第三，推翻对政策的结果预期，指出政策制定者可能忽略了政策带来的一些其他后果，比如间接的、不希望的、滞后的、没有发生了的后果；第四，批判他们的视野，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意外事件，指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和非进化的。

关于我们在历史中学习时常见的错误和障碍，唐世平教授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指出，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喜欢说“历史上……”，但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简单化的类比来思考历史和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全然忘记了历史事件的背景。人们总是去追求简单化的“铁的规律”，但“铁的规律”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多半是从突出的事件（dramatic events）、自己（身边人）的经历或者刚刚发生的事件中学习。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因此我们通常借助许多方便的办法来处理我们面对的信息，比如用类比的方法。

关于心理学上的错误和障碍，唐世平教授指出，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日常生活来说，一个重要的情绪是自我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这种情绪是无法消除的，因为我们在思考任何战略的时候，都在计算得失，而这个得与失永远是某一个主体的得与失，而这个主体通常是我们自己。自我中心主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情绪，没有这种情绪，人类就无法生存下来，但是太过自我中心就不容易换位思考。他认为，换位思考并不意味着支持对方的行为，但若想和对方有效沟通并得到某些结果，我们就有必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还有一种心理学上的障碍是心理惯性或者说是心理惰性，比如当一个行为体在两个情形下的行为是基本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两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基本一样的。

随后，唐教授谈到了生存的社会进化心理学和归因理论。我们讨论国际政治或者战略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关心群体的安危和群体的得与失。唐世平教授以“怕蛇”为例，从进化的角度阐明了生存的恐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如何归因两人给街边流浪汉10元钱”为例，阐明了归因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归因偏差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恐惧、归因偏差等的基础上，唐世平教授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整合的归因理论。

他认为，理解他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归因过程，任何行为都是这样的一个函数的结果：行为=F（内部的意愿/制约、外部的制约、决心）。唐教授以“买房子”为例从内部维度解读人类行为，他认为内部维度包括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相应的，外部维度主要是指外部环境，比如盟友的多寡、政治经济趋势、地理环境等。这些维度对我们的认知构成了挑战，在内部维度方面，判断能力和利益是相对容易的，而判断意图和决心是相对困难的。在外部维度方面，由于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对其进行判断也是非常困难的。此外，社会进化决定的偏差也对我们的认知构成挑战，比如当我们比对方强大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低估对方的能力。以上的维度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系统，系统内的不同因素不仅能够变化，而且不同因素的变化也能够影响其他的因素，而不同因素的变化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国家的能力的上升能够比较容易地导致国家对其利益的定义的扩大化，但是，国家对其利益的定义的扩大却不容易快速导致国家能力的上升。

接下来，唐世平教授谈论了其对战略行为成败的理解。他将战略行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评估时局；第二，形成政策或战略；第三，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第四，执行战略或政策。唐教授认为，成功很难，但是解释成功是相对容易的，失败很容易，但是解释失败非常困难，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导致失败的组合。以此为由，唐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要系统地分析一个国家的行为，仅靠一般的统计或比较分析方法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面对的国内、国际因素非常复杂。对此，他推荐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方法解释国家行为，唐世平教授团队开发了fm-QCA软件，该款软件已经发布至GitHub平台（https://github.com/buka632/Fm-QCA），并开放给所有研究者。

最后，唐教授归纳了理解国家战略行为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包括决策者的个人性格、决策集团的组成、政体的类型等，国际因素包括盟友的多寡和坚定性、可能的敌人的多寡和坚定性、国际政治趋势等，有一点值得注意，但我们谈论国际环境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决策者所认识到的（即主观的）环境。此外，在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问答环节，唐教授就如何建立一个计算社会科学平台、在战略研究中如何识别战略欺骗、模型的预测功能等问题与老师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讲座唐世平教授以其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深入浅出地为大家分析了“战略行为”问题，其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面，令在场师生叹服。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厦大台研讲坛第一讲圆满落幕。（供稿/王蕊 编辑/何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