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正 教授

1926年12月出生于福建闽清，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8年后开始集中研究台湾史，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厦门台湾学会创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厦门郑成功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从教65年来，参加主编《清代台湾档案史科丛刊》(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历史研究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著《清代台湾史研究》、《李友邦与台胞抗日》,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发表有关台湾海防史、移民史及民间信仰方面论文40多篇共50多万字。

“厦大的台湾研究基础比较好”

    台湾研究所已经成立快四十周年了。在第一任“五官科”（指台湾研究所成立时有两个所长和三位副所长）里面，我是一个副所长，当了四年多；第二任我当所长，两年多，一共与我关系有六年多。我就讲这六年的一些简单情况。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对台湾的研究就提上了日程。到了1979年底，中央就派出部长级领导到福建来联系研究成立台研所的问题。福建跟台湾是密切关联，以前是属于福建领导的，也是厦门领导的。台湾移民大部分是福建的。所以成立台湾研究所的话，中央首先是考虑福建，到省委又联系到厦大。中央考察完回去后就提出来在厦大成立台湾研究所。因为厦大对台湾研究比较有基础。最早我们解放前，就有林惠祥教授（中国现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福建晋江人。1926年林惠祥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人类博物馆馆长等。）专门研究台湾、高山族、台湾最早的石斧。在全国的博物馆关于台湾的石斧，都是我们自己拿去的。所以厦大的台湾研究基础比较好。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厦大召开“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讨论会，请了全国的主要专家，包括刘导生、郭沫若、熊德基等等，我是当时会议的支部书记。所以我们出了好多有关郑成功的资料、研究论文集，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因此，1979年12月，北京的领导到福建，了解到厦门大学有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后，提出为了配合台湾归回祖国、统一祖国的斗争，我们应去研究台湾，在厦门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以增加青年人员多写文章，出刊物。

其实1974年我当厦大历史系系主任以后，就在历史系成立台湾历史研究小组，后来又成立台湾史研究室，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我一直觉得要重视台湾研究。台湾研究要靠综合大学的条件，国际研究的基础。最初台湾研究所是靠兼职为主成立起来的，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专职的研究人员，我现在不记得有几个，连资料员（一起）到不了三五个，都是靠兼职的。像中文研究室全部都是兼职的。就历史研究室比较强一点，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也比较重视历史。

    1981年初，项南来福建当省委书记。项南一来就视察厦门，来厦门就到厦大。到厦大跟我们座谈了半天，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受邓颖超、廖承志的委托，要关心台湾研究所。那我们最主要的经费，买书买报纸，他给了五万块的（外汇）指标。当时我们说有“两个台湾研究所”，一个教育部1980年7月成立的厦大台湾研究所，编制20名；又有个福建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制也是20名，一共40名编制。所以当时我们是“一所两制”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所。

    刚才台湾研究成立情况我就讲这些。我这边有2份材料分别是《台湾研究所两年来情况介绍》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基本情况》，主要介绍1984年、1985年的台研所基本情况。当时也召开了六次的学术活动，议题包括雾社起义、台湾问题、闽台经济发展问题等等。

“我们不要打仗，要和平统一，我们比较坚定”

    台湾历史研究，在当时研究所是最大的一个研究室。我认为历史很重要，这个把它写得清楚的话，对反“台独”最有用的，这就是基础。我认为历史不能不重要，我当时历史系最大，买的书历史最多。事实上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文史，台湾也认识我们文史了。台湾人研究台湾，他（们）研究很多年。我们隔着海研究，看报纸行吗？我考虑历史应该怎么走呢？我考虑过来，考虑过去，必须发挥我们的特色。我们就到北京去搞档案，他们（台湾）没有档案。攻破档案，做出档案里面搞历史，跟档案里面的材料，跟台湾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台湾历史，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就走这些路。所以我就跑到北京去，（去）档案馆。当时看（它的）材料很不容易的，很严格的。所以要攻破它的话，我就跟它合作。我跟你合作编台湾资料，出版台湾资料，福建省出版社愿意出。我们同意跟它合作，工作是我们做，会不会很亏本？但我们真的很方便啊，很自由啊，什么都可以到处翻，搞什么资料都可以。把（北京档案馆）他们请过来，他们也喜欢到厦大看看，请到厦门来开会，跟他们合作得很好。当时孔昭跟我一起去，没有钱，就住在地下室。但书出版后，台湾学界也很承认我们。

   1984年我当所长，刚好全国在开“对台宣传工作会议”，那个规格很高的。一个省只有两三个，省委、常委、书记以上什么的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还有部队。这个会议规格很高。居然发一张邀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邀请函），给我一张门票。我参加了。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以后，发现了香港对台部长黄文放（时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台湾工作部负责人），太厉害了。他对台湾非常熟悉，观点也很新颖。他说要全面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台湾，包括研究国民党，国民党也不能随便乱评，所以这个形成了我们的良好的学风。我们不要打仗，要和平统一，我们比较坚定，这是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后来请他来，给我们启发，对我们的启蒙，我觉得很重要，节点很关键，整个思想作风，形成了我们的学风，台湾研究很好的学风，很宝贵的一个人。

    我回来以后，借着“对台宣传工作会议”的东风，给学校党委汇报。12月26号，党委通过关于加强台湾研究所研究的八条纪要。八点纪要就是增加我们的编制，调动骨干来充实，陈孔立就是这个时候调来的。此后我们所的自主权增加，刊物能公开出版，也增加了很多骨干教师。我们后来请了黄文放来，他给我们很多启发。我觉得节点很关键，形成了我们的思想作风、台湾研究的学风。

“最早的涉台学术交流只能在国外进行”

    我们初期的交流很困难，台湾不能去。最早的学术交流，只能在国外进行，是台湾的一些统派、保钓运动的人士，在美国开台湾研究会。1986年7月，我、陈孔立和郑启五三个人到芝加哥去开“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当时史明、吕秀莲也在。但费用也相对较高。一个人要两千美金，三个人要花六千多美金。所以在此之前，我们选择在香港开台湾的会议，黄文放帮了很大的忙。这个在当时英国统治下是不能想象的，竟然第一次在香港开台湾会议，是破天荒的。这个会议台湾请了五个人张玉法、陈三井、陈捷先、许雪姬和庄吉发。大陆这边请了五个，这边五个是我请的，都最权威的，名字都记不住了。第二次又在香港开了研讨会，共有四个学科参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

    1992年，五个自然科学家过去（台湾）以后，他们一走我们就过去了，哇，轰动了，我们厦大五教授过去（台湾）。这个我没想到，没想到这么快直接去台湾交流，所以以后我们就和台湾合作了。我们和台湾民俗所合作，搞民俗调查和做族谱研究。1992年我去两个半月，搞移民调查，他要延长，我不干了，本来两个月，延长半个月，到处跑，做移民调查的研究。这个时候学术交流才全面打开，国内国外都有。

    后来我们还开办培训班，培养对台干部。抗大培养抗日干部，我们培养对台统一台湾的干部。他们一点知识都没有，有的贵州什么来的，说台湾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看那个报纸、录像，看蒋经国对老人家很好、抱小孩，哇吓坏了，（他们以为）台湾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帮他们普及知识。

    我都有相关的这材料，包括开会的发言稿，筹备流程、学术交流等等。我们把厦门市对台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后来还成立了台湾学会。我做了两任会长，创会会长和第二任会长，第三任是陈孔立，所以这个台湾研究的局面也慢慢打开了。

【以上内容摘自陈在正教授接受“台湾研究40年”口述历史的访谈，编者在未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删改】

访谈时间：2019年2月20日

访谈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一楼展厅

访谈方式：面访

访谈嘉宾：陈在正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指导老师：黄俊凌副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副所长）

访谈人：陈佩云（台湾研究院历史所2017级博士生） 李朝霞（台湾研究院文学所201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