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周年院庆专栏
【口述历史】陈在正:我们研究台湾历史,我们有我们的特色
时间:2020-04-13 浏览次数:397


陈在正 教授

1926年12月出生于福建闽清,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8年后开始集中研究台湾史,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并兼任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厦门台湾学会创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厦门郑成功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从教65年来,参加主编《清代台湾档案史科丛刊》(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历史研究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著《清代台湾史研究》、《李友邦与台胞抗日》,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发表有关台湾海防史、移民史及民间信仰方面论文40多篇共50多万字。

“厦大的台湾研究基础比较好”

    台湾研究所已经成立快四十周年了。在第一任“五官科”(指台湾研究所成立时有两个所长和三位副所长)里面,我是一个副所长,当了四年多;第二任我当所长,两年多,一共与我关系有六年多。我就讲这六年的一些简单情况。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对台湾的研究就提上了日程。到了1979年底,中央就派出部长级领导到福建来联系研究成立台研所的问题。福建跟台湾是密切关联,以前是属于福建领导的,也是厦门领导的。台湾移民大部分是福建的。所以成立台湾研究所的话,中央首先是考虑福建,到省委又联系到厦大。中央考察完回去后就提出来在厦大成立台湾研究所。因为厦大对台湾研究比较有基础。最早我们解放前,就有林惠祥教授(中国现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福建晋江人。1926年林惠祥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人类博物馆馆长等。)专门研究台湾、高山族、台湾最早的石斧。在全国的博物馆关于台湾的石斧,都是我们自己拿去的。所以厦大的台湾研究基础比较好。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厦大召开“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的讨论会,请了全国的主要专家,包括刘导生、郭沫若、熊德基等等,我是当时会议的支部书记。所以我们出了好多有关郑成功的资料、研究论文集,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因此,197912月,北京的领导到福建,了解到厦门大学有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后,提出为了配合台湾归回祖国、统一祖国的斗争,我们应去研究台湾,在厦门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以增加青年人员多写文章,出刊物。

其实1974年我当厦大历史系系主任以后,就在历史系成立台湾历史研究小组,后来又成立台湾史研究室,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我一直觉得要重视台湾研究。台湾研究要靠综合大学的条件,国际研究的基础。最初台湾研究所是靠兼职为主成立起来的,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专职的研究人员,我现在不记得有几个,连资料员(一起)到不了三五个,都是靠兼职的。像中文研究室全部都是兼职的。就历史研究室比较强一点,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也比较重视历史。

    1981年初,项南来福建当省委书记。项南一来就视察厦门,来厦门就到厦大。到厦大跟我们座谈了半天,问我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受邓颖超、廖承志的委托,要关心台湾研究所。那我们最主要的经费,买书买报纸,他给了五万块的(外汇)指标。当时我们说有“两个台湾研究所”,一个教育部19807月成立的厦大台湾研究所,编制20名;又有个福建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制也是20名,一共40名编制。所以当时我们是“一所两制”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所。

    刚才台湾研究成立情况我就讲这些。我这边有2份材料分别是《台湾研究所两年来情况介绍》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基本情况》,主要介绍1984年、1985年的台研所基本情况。当时也召开了六次的学术活动,议题包括雾社起义、台湾问题、闽台经济发展问题等等。

“我们不要打仗,要和平统一,我们比较坚定”

    台湾历史研究,在当时研究所是最大的一个研究室。我认为历史很重要,这个把它写得清楚的话,对反“台独”最有用的,这就是基础。我认为历史不能不重要,我当时历史系最大,买的书历史最多。事实上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文史,台湾也认识我们文史了。台湾人研究台湾,他(们)研究很多年。我们隔着海研究,看报纸行吗?我考虑历史应该怎么走呢?我考虑过来,考虑过去,必须发挥我们的特色。我们就到北京去搞档案,他们(台湾)没有档案。攻破档案,做出档案里面搞历史,跟档案里面的材料,跟台湾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台湾历史,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就走这些路。所以我就跑到北京去,(去)档案馆。当时看(它的)材料很不容易的,很严格的。所以要攻破它的话,我就跟它合作。跟你合作编台湾资料,出版台湾资料,福建省出版社愿意出。我们同意跟它合作,工作是我们做,会不会很亏本?但我们真的很方便啊,很自由啊,什么都可以到处翻,搞什么资料都可以。把(北京档案馆)他们请过来,他们也喜欢到厦大看看,请到厦门来开会,跟他们合作得很好。当时孔昭跟我一起去,没有钱,就住在地下室。但书出版后,台湾学界也很承认我们。

   1984年我当所长,刚好全国在开“对台宣传工作会议”,那个规格很高的。一个省只有两三个,省委、常委、书记以上什么的参加这样一个会议,还有部队。这个会议规格很高。居然发一张邀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邀请函),给我一张门票。我参加了。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以后,发现了香港对台部长黄文放(时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台湾工作部负责人),太厉害了。他对台湾非常熟悉,观点也很新颖。他说要全面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台湾,包括研究国民党,国民党也不能随便乱评,所以这个形成了我们的良好的学风。我们不要打仗,要和平统一,我们比较坚定,这是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后来请他来,给我们启发,对我们的启蒙,我觉得很重要,节点很关键,整个思想作风,形成了我们的学风,台湾研究很好的学风,很宝贵的一个人。

    我回来以后,借着“对台宣传工作会议”的东风,给学校党委汇报。1226号,党委通过关于加强台湾研究所研究的八条纪要。八点纪要就是增加我们的编制,调动骨干来充实,陈孔立就是这个时候调来的。此后我们所的自主权增加,刊物能公开出版,也增加了很多骨干教师。我们后来请了黄文放来,他给我们很多启发。我觉得节点很关键,形成了我们的思想作风、台湾研究的学风。

“最早的涉台学术交流只能在国外进行”

    我们初期的交流很困难,台湾不能去。最早的学术交流,只能在国外进行,是台湾的一些统派、保钓运动的人士,在美国开台湾研究会。19867月,我、陈孔立和郑启五三个人到芝加哥去开“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当时史明、吕秀莲也在。但费用也相对较高。一个人要两千美金,三个人要花六千多美金。所以在此之前,我们选择在香港开台湾的会议,黄文放帮了很大的忙。这个在当时英国统治下是不能想象的,竟然第一次在香港开台湾会议,是破天荒的。这个会议台湾请了五个人张玉法、陈三井、陈捷先、许雪姬和庄吉发。大陆这边请了五个,这边五个是我请的,都最权威的,名字都记不住了。第二次又在香港开了研讨会,共有四个学科参加,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

    1992年,五个自然科学家过去(台湾)以后,他们一走我们就过去了,哇,轰动了,我们厦大五教授过去(台湾)。这个我没想到,没想到这么快直接去台湾交流,所以以后我们就和台湾合作了。我们和台湾民俗所合作,搞民俗调查和做族谱研究。1992年我去两个半月,搞移民调查,他要延长,我不干了,本来两个月,延长半个月,到处跑,做移民调查的研究。这个时候学术交流才全面打开,国内国外都有。

    后来我们还开办培训班,培养对台干部。抗大培养抗日干部,我们培养对台统一台湾的干部。他们一点知识都没有,有的贵州什么来的,说台湾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看那个报纸、录像,看蒋经国对老人家很好、抱小孩,哇吓坏了,(他们以为)台湾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帮他们普及知识。

    我都有相关的这材料,包括开会的发言稿,筹备流程、学术交流等等。我们把厦门市对台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后来还成立了台湾学会。我做了两任会长,创会会长和第二任会长,第三任是陈孔立,所以这个台湾研究的局面也慢慢打开了。

【以上内容摘自陈在正教授接受“台湾研究40年”口述历史的访谈,编者在未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删改】


访谈时间:2019年220

访谈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一楼展厅

访谈方式:面访

访谈嘉宾:陈在正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指导老师:黄俊凌副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副所长)

访谈人:陈佩云(台湾研究院历史所2017级博士生) 李朝霞(台湾研究院文学所2018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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