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范希周老师已经告别我们十多年时间了。我之所以走入台湾研究的领域，得益于范老师的接纳和引导，总想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发现手头的资料并不多，上网搜索，相关的报道也寥寥数条，似乎世界已经淡忘了曾经鲜活的一个生命，他曾经影响了许多人，他也曾经照亮过世界的一个角落。

（一）谦和大气的师长

我最初见到范希周老师是在1993年的暑假。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读书已经第三年，正处在写毕业论文和思考毕生去向的时期，而我选了台湾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趁着暑假的时间回到母校，到台湾研究所找资料、写论文。在此同时，我也试探着看看是否毕业后有机会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研究，没想到，时任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的范希周老师非常热情，跟我聊天，了解我的情况，安排我到资料室找资料，也坚定了我到厦大台湾研究所工作的决心。当时，正值夏天，范希周老师穿着短袖T恤上衣，1米8多的个子，青春焕发，英气逼人，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

1994年4月，我入职厦大以后，所领导、同事均对我颇为照顾，但我有时对于无法解决住房等问题也有些烦恼。有一次，我私下跟范老师诉苦说，早知道我就留在合肥父母身边了，他们也好去买单位的集资房。他笑笑，怼了我一句，“我在北京也有房子啊，可那也是父母的。”对他的回答，我有点摸不着边际。在台湾研究所呆了多年以后，来所里读研究生的郑崇阳私下跟我说，范老师的父亲原来是福建省的老领导，名叫范式人，是排在原省委书记叶飞之后的第二把手，毛泽东同志的电报经常都是直接给叶飞、范式人的。我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后，才发现范老师居然有这么显赫的家世，平时却很低调，甘于清贫，甘于埋头做学问。

范希周老师对同事、学生都非常宽宏大量。老师、学生有些工作、学习、生活上的烦恼都愿意找他诉说，他都愿意倾听。但所领导的职权有限，职称、住房等问题都不是所领导能解决的。有一次，我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他跟一位老师谈话，那位老师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要吵架一样，范老师耐心地劝说，最后，反而是那位老师感到羞愧，不停地向范老师道歉。

90年代中期，范老师接任所长，他的个人生活却因夫人乳腺癌陷入中年危机。我仍记得他夫人病情危重时从厦大医院转第一医院，我们去协助把病人抬上救护车，他夫人躺在担架上不能动弹，却眼睛盯着我们看，我想她是想说感谢的话却无法表达。经过这几年的变故，感觉范希周老师突然沧桑了许多。后来，我也经历了相似的情形，对其间的困顿与煎熬感触尤深。

（二）为人宽厚的朋友

范希周老师担任台湾研究所所长确是适才适任。他个性谦和，性格豪爽，不拘小节，为人四海，广交朋友，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理解，台湾蓝绿阵营的人士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正如邓孔昭教授说的：“范先生治学严谨，但为人宽厚。”“很多台湾人士都愿意跟他交朋友。范先生的台湾朋友遍及岛内各界，他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邀请了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到大陆参访，改变了他们对大陆的成见”。

90年代中期，台湾扫黑，一批黑道分子纷纷逃到厦门。台湾天下杂志的记者张佑生来厦门采访黑道逃亡的情况，范老师安排我陪同。张佑生问范老师，黑道来大陆怎么办？范老师回答说，只要他们没有在大陆犯罪，大陆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在脸上刻“黑道”两个字。然后，范老师回头问我，你看台湾黑道有什么特征吗？我尴尬地回答说，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纹身。范老师说，没有犯罪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抓人。他因此提出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的重要性。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8月17日到8月31日的台湾之行，范希周所长带着陈孔立教授、林劲老师和我四人，应台湾中华两岸论坛协进会的邀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赴台湾学术交流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赴台交流，也沾了范老师的光，见到了不少台湾的知名人士、如谢长廷、施明德、邱义仁等。连陈孔立教授都说：“跟他一起去台湾，好像哪里都有他的熟人”。我也见识到范老师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一面，如在云林县，时任国民党“立委”的林明义在中午接待了我们，他还拉了一帮农会干事和我们一起喝酒。范希周老师几乎是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上车以后，从云林一路睡到台中，到台中以后还躺在车上不想下来，后来台湾《财讯》杂志写了一篇报道，说范老师从云林醉到台中。

到台中以后，陈大均安排我们住汽车旅馆。晚上，刘坤澧等一群民进党的小伙子围着范老师聊天，这群民进党青年正处在政治的上升期，劲头很足，谈兴浓厚。范老师一直跟他们聊到深夜，当时我已经熬不住了，频频打哈欠，但范老师却跟他们有说有笑，丝毫不觉疲倦。在台北，陈忠信请我们吃饭，还把年轻的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请来与大家认识。时任台湾行政部门秘书长的邱义仁也在来来饭店请我们边吃边聊。

（三）淡泊名利的学者

网上的资料显示，范希周生于1950年1月23日，福建省寿宁县人。1958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京育英学校；此后随父赴福建，就读于福州市鼓楼中心小学与福州市第一中学；1977年至1984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取得学士学位及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范希周老师并没有选择去从政，而是选择留在学校从事清贫的科研工作，正显示了他对于人生的豁达与淡泊。我有时和他一起出差，在路上见他拿着《资治通鉴》在阅读，我知道他是学历史出身的，无论看人看事都眼光通透。

2004年，他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许多朋友都劝他去检查身体，记得国台办的王在希副主任还送他四个字：“为国珍重”。 2004年4月，他主编的《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一书出版，汇集了当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本严谨深刻的学术著作。没过多久，他查出肝癌晚期，转到福州去住院治疗，但那时大家都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在福州住院其间，我和同事正方、老林等去医院看他，他表现得很坚强也很达观，他跟我说，在这里治疗一个月要10多万元，颇感愧疚；他也向我表示歉意，有得罪的地方叫我别计较。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感觉眼泪都要落下来了，他却仍表现得豁达乐观，临别还非要出来送我们到电梯口。

2004年10月31日，范希周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在福州去世，很多同事、学生都去福州送他最后一程。我联系《中时晚报》的杨宪村先生，在《中国时报》发了一篇报道。《台湾研究集刊》也在2004年第四期发了一篇报道，纪念范老师。范希周老师毕生致力于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研究，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所）的发展，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集刊报道指出的：“范希周教授严于律己、爱岗敬业、谦虚谨慎，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位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好领导，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的好导师。”

（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张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