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敦煌，一个人落寞坐着，突然就闪现熟悉的身影和笑容，是许久不见的张羽老师。这之前的相见，是什么时候呢？厦门，南京？……无论怎样的时间和空间，永远都是记忆中笃定、静雅的张老师。她说话是北方的字正腔圆融入南方的轻柔，装满过去，也穿越现在——见或不见，都是一样的温暖。

有时候，我会想，关于张老师的记忆，到底是我个人的，还是我们四个的。

（2009年硕士毕业合影，从左至右：陈冬梅、朱云霞、刘津津、郭俊超）

2006年9月，同时进入台研院文学所的我、俊超、冬梅和津津，似乎一直把张老师当作亦师亦友的大姐姐，她在课余总是以各种方式宽慰、体贴那时候的我们。在以后的很多次交谈中，当我们说起张老师，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她的笑容，谈起她写论文的方式在当时带给我们的冲击，一种在文学性、资料性和理论性之间建构和探寻的形式，成为我们暗地里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记得张老师在西村的“陶然居”请我们四个吃过一次大餐，她看起来和厦门的天气一样明亮，谈生活、谈文学，记得还说了写作。后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陶然居”就会想起那顿饭，那样的空间，那样聊天，那样的明亮。

当然，更多时候，怀旧和想象都是个人的。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和记忆相遇，也是看到另一个自己。

有一次，在院二楼，遇到张老师，她穿了一件旗袍，略施粉黛，我们靠着走廊说了几句话，天空蓝得高远，楼下草木青绿可及。不记得说了什么，但我一定回去跟冬梅和津津八卦了张老师穿旗袍的气质和美。然后，沉淀成很多年来我关于院二楼记忆的一部分。直到我博士毕业后，第一次穿着旗袍去上课，还想起那个模糊又清晰的时刻，感慨自己无论怎样假装淡定都没有张老师那份从容和大气。

还记得，初入台研院的第一次会议上，陈孔立老师给我们做指导发言，他谈了很多如何做学问的话题，我只记住一个例子，因为近在身边。先生举例说张羽老师写完论文要在抽屉里放一放，冷静下来再读再修改，这是做研究的正确态度。当时的感慨并没有真正影响那时的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乱写，在讨论时也会不加思考地抛出非常主观的观念。应该是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迷茫，面对毕业要求，进入不敢写不会写的阶段，有些浮躁和颓败，因为一直关注台湾文学就会跟踪阅读老师们的论文，在读和回想中，才又重新体会如何沉静下来。这个过程中，和张老师也进行过几次QQ聊天，除了请教论文修改，还有情绪上的受挫和抱怨，张老师给予的指导、宽慰和鼓励，至今记忆犹新，但也一直为自己那时的随意和幼稚羞愧。毕业后的时间，日子匆匆，尽管学术不精，但每次写好论文，都会想起最初的那个榜样，放空一下，再看再改。

不能释怀的是，我始终没敢把毕业论文发给张老师看。在邮箱发送那个按键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因为有很多不满，想着回头好好修改了，出版了再寄给老师批评指正，不曾想兜兜转转，渐渐远离了“初心”，完成两个相关的项目之后，并无长进，还把关注点从台湾扩展到海外，更加散漫。也是在敦煌，西北小城的晚上凉意袭人，和张老师饭后散步，忍不住倾诉自己学术上的苦闷和彷徨，她还是和以前一样，静静听着，认真而又理性地回答和判断。

（2019年和张羽老师在敦煌开会相遇）

毕业时，张老师送了一本她的书给我，扉页上说祝“学术成长快乐”，那时候并没有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以后的很多个转折点都会想起这句话，想起张老师在我的年龄为学术所做出的努力和勤奋，“快乐”是一种心境，与得失无关。哈金在《走过的路》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曾要把走过的路通通甩掉

但无意中还是带上几条

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觉得那些路仍在脚下

只是不知道它们怎样延续

怎样跟新的路会合交叉

当我回望并不遥远的过去，想起可敬可爱的老师们，无论学术的影响还是生活的关切，都觉得“那些路仍在脚下”，尽管不知道怎样延续，怎样找到新的方向和自我，但在当下的空间深呼吸，那些记忆的“路”顺着思绪飘荡回旋，院二楼阳台不期然遇到的身影，以及张老师温雅、坚定的声音，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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