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到2010年7月，我在李非老师门下求学整整三年，与李非老师结下了深深的师生情谊。

印象中李非老师永远是那样温和善良、淡定从容，他从不会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从未见过他对谁发火，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周遭的一切微笑着相处。这是一种修养，更像是一种通透。就像他一直教导我们的，“只要肯努力，做好自己就行了，至于结果不用多想，也不要多想。要学会输赢笑笑。”他就是如此，不显锋芒，豁达超脱。

温和的人，往往最显坚定，最有力量。李非老师自己本身就非常努力，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且他特别有全局意识、大局观念。他一直强调，“对台湾经济和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必须为国家统一大局服务，这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也是对台研究人员肩负的责任，一刻也不能忘、一刻也不能丢。”由于专业背景所致，研究中他也特别注意历史地看待、研究台湾，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于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就来得更深刻、更全面。同时，他简单纯真，往往是躲进书斋，沉浸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计名利、不问得失。师母曾经对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李非老师在书房研究写作，想喝口水时发现暖壶里没有水，起身去烧水，当时还是那种铝制的水壶，放在煤气灶上后就又折身回书房。结果一坐下就忘记了。等师母发现时，水已经“嘎达嘎达”烧掉了一大半，差点把壶烧干。他对学术研究这样忘我的境界，永远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他也时常教导我们，“做学术，一定要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信心和勇气。年轻时更要如此。”正因为这样的坚定执着，李非老师较早的选择了对台研究乃至台湾经济和两岸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这个领域深耕30几年，著述颇丰，不仅成为大陆这一领域知名学术带头人，而且在台湾也很有影响力。

李非老师注重因材施教，对学生要求严格。他平时话不多，但对学生的指导往往能切中要害。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深刻认识自身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二者不能偏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领域，更是要时刻警惕，除了‘是什么’，还要明了‘怎么做’，不能失去应有的价值观。”他自己严谨，也要求学生们必须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做研究，来不得一点点投机取巧，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文章发表出来，白纸黑字留在那里，要经得起检验，这是对后来者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我是从研究生“直博”上来，李非老师对我博士论文的写作更是操心。当时，大陆对生产性（者）服务业的认识研究尚不是非常深入，李非老师认为由于两岸发展阶段的不同，对台湾生产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特别是在大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所以鼓励我将之作为选题，并从提纲、材料搜集到论文成型，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李非老师注重在实践的摔打中培养学生，他积极吸纳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并鼓励学生们在公众场合唱“主角”。有一次，参加课题调研汇报会，印象中是时任厦门市副市长黄菱主持的，李非老师建议我作为主发言，会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会议效果也不错。会后，李非老师笑着对我说：“不错，只是刚开始可能还是紧张了些，一急，语速就会变快。凡事都有第一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李非老师和师母对学生生活方面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成了李非老师的学生，就走进了李非老师的家。老师和师母对学生们，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来自外省的孩子非常关爱。由于论文压力，2009年的寒假，我留在学校。老师和师母特意拉我一起参加他们大家庭的年夜饭，老师和师母双方的亲戚都参加，地点也怪有意思，就是个街边拐角的当地特色小店，在一个大房间里摆上几张桌子。这样的聚会，其实平时我就偶有参加，所以老师和师母双方的亲戚，也大多都熟悉，只是这次大家来得更整齐一些。他们这个大家庭真的非常难得，每个人都是那么和善宽柔，每个人脸上洋溢的笑都那么真诚性情。我本身其实比较拘谨，但是在这样诚挚的一大家子面前，所有的拘谨都会融化，自然而然也就融入了。所以我不自觉和这个大家庭有了非常多交集，我甚至去过老师妹妹的家，甚至和叔公（李非老师的一个远房表叔）有了不浅的“交情”。老师曾多次讲，“家是讲‘情’、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想正是由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这个大家庭才会拥有这样的幸福吧。

离开厦门到福州工作前，李非老师单独找我聊过一次，他鼓励我大胆工作，要敢于做事，但仍要秉承做学术的严谨细致，要放眼长远、利于长远；他特别强调，“你来自农村，身上淳朴的天性一定要保留下来，不因事易，不因时移，要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走到哪里千万不能失了本心”。毕业近10年，恩师的教诲常在耳边，时刻提醒我不要求显身扬名，要多做利民的好事实事。

毕业后，由于工作性质，我很少回厦门看望恩师和师母，这已是非常不该；又因我个人的工作生活，反倒经常累两位长辈惦念挂怀，这更让学生惭愧无地。人活于世，总是带着过往前行。恩师的教诲、师母的关心，就是学生“过往”中珍贵的所在。学生无以为报，唯有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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