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载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尼克松的周恩来总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总统先生，您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尼克松说：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越过一个大洋，越过相互敌对20多年的握手，这表明中美关系从此将揭开新的一页。

历史性的一幕  

50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幕，可谓全球关注、举世轰动。因为当时美国与新中国毕竟尚处于敌对状态，此前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大规模兵戎相见，大国博弈背景的越南战争亦未结束。换言之，悬在中美之间的价值对立、历史恩怨、现实纠葛几乎一个也没有解决。世人很难想象，顽固“反共”的头号强国总统尼克松，竟然会“屈尊”率先前往北京，拜见世界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美联社称尼克松此访为“划时代的两万零三百九十五英里的旅行”。

尼克松首次访华历时整整7天，到了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参观了中国大陆的建设成就、社会生活、风景名胜和文化艺术。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问的日子。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并发表《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宣布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公报》中就台湾问题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公报》确立了两国发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务实精神，打破了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水火不容的魔咒，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和领导人的了解，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启动了中美战略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进程，推动了包括结束越南战争和制衡霸权主义在内的世界和平，同时为新中国突破外交困境特别是打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进而推动率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基础。

周恩来评价说：“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从此以后，中美关系逐步克服困难，实现建交，持续发展，维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接触、交流与合作基本态势。

转弯的基础是什么  

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对立、战略态势敌对的大国，当时为什么能走到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对外政策，中美概莫能外，但亦各有区别。

中国有更多兼济天下的传统天下观和使命责任感，能够更多从世界整体利益角度看待和处理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有更多实用主义的自身优先观和唯我独尊感，往往更单纯从自身国家利益角度看待和处理世界的重大事务。美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讲“美国优先”，中国人既不会这样讲，也不会这样去片面考虑。但无论如何，国家利益终究是对外政策的第一驱动力。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中特别援引了当年尼克松在中方举行欢迎宴会上的一段话：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希望”是什么呢？当时集中体现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等困局，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不得不筹划战略收缩以确保欧洲战略重点，对外政策调整便势在必然。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发展国家实力地位，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突飞猛进，对华合作遂成为美不二选择。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坦言：“我相信，历史将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上不迈出这样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会处于面临生存危机的不利情况。”

中国方面，由于与苏联关系深度恶化，苏重兵集结中苏边境并不断发出核战争威胁，苏替代美成为国家安全的头号现实威胁、国际战略的头号现实对手，美国则退居其后。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局面下，摆脱“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抓主要矛盾亦成为燃眉之急。1972年1月6日、7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国际问题时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其直言：“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后来，在《上海公报》中，中美表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其实质指向再明确也不过了。

此外，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也与双方历史文化连接所形成的潜在信任基础有关。尽管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接触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二战年代即有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隔空交手”时间更长，应该形成了一定相互认知，彼此对对方的立场和想法相对熟悉。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讲：“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值得指出的是，决策是人作出的，事在人为。所幸的是，当时中美双方均是有远见的战略家、政治家、实干家主导和推动历史。两种选择、两种前景，责任只有一种。面对来自国际上的牵制和国内的不同想法，都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关键性抉择。领导中美两艘巨轮的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胸怀和智慧闪耀至今，他们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突破传统阻力，坚定走在真理的大道上。

历史演进到今日，中美关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将更大地影响中美两国，也将更大地影响整个世界。中国的份量已非50年前，美国的实力亦非50年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萧规曹随，有过之而无不及，2022年2月11日发布所谓“美国印太战略”文件，聚焦对华战略竞争，宣称“中国正在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寻求在印太的势力范围，并试图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强国”。而美国长期认为自己的是“世界最有影响力强国”。这是明白无误地传达出守成大国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大国的强烈信号。

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回味中美两国领导人半个世纪前的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特别有现实意义。

“共同的基础”未来还有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一点在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有关方面的表态中，都有持续的体现。

当今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及解决重大国际战略问题都需要中美合作。从朝鲜半岛到中亚，从中东到非洲、美洲，从领土主权争端到恐怖主义活动，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大国战争需要中美“适可而止”，这一点是中美两国元首的共识；“全球化”与数字文明推动中美健康力量抗拒“脱钩”，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下，2021年中美两国贸易额高达7556.4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8.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需要中美承担共同责任，气候变化、疫情防控、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经济发展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大国合作的支撑。体量巨大的大国相恶，必定会破坏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四十余年冷战换来的血的教训带来的和平发展，中美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肩负着更大的世界性责任。

中国政府是循着“维护”的方向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困局的，这一点表里如一。推动中美各自的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各自和共同的发展。

美国政府是循着“竞争”的方向塑造当前美中关系格局的，迄今仍有举棋不定成分。但拜登政府也明确重申，包括新出台的“印太战略”文件明确，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还有个“三分法”，“竞争”“对抗”之外还有“合作”“护栏”。这与其冷战时期对苏那种势不两立的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在酝酿180度大倒退，美国社会出现一种“对华歇斯底里症”，美国国会的一些对华鸽派转向强硬，这不是一种正常状态。时下，中美两国特别需要跨越太平洋的再次真诚握手，特别需要伸过世界上辽阔的大国博弈场的再次穿梭磋商复归平衡。值得欣慰的是，50年前尼克松访华暨中美《上海公报》签署所奠定的中美关系的基础，包括美国对台湾问题承诺、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认知等，至今虽受到一定挑战和冲击，但仍在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这说明中美关系尚未颠覆、复归正常和平衡还有希望。

而无论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台湾地区不是蒙受其利便是必受其害。

台湾问题的产生源于美国干预，尼克松访华是对以往错误对台政策的一种更正，最根本的是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再认识和再确定。尼克松访华当时在台湾当局引起不出意料的抛弃感，震惊、恐慌和疑虑则弥漫全岛。到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特别是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明确地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便到拜登政府时代，也承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

目前，中（大陆）美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45%，贸易总量约占全世界40%，军事力量名列前茅，外交影响力无与伦比。只要中美两国都保持理性，双方的博弈就会有界限，就不会失控。只要中美关系有界限、不失控，“台独”分裂势力就不要妄想。

历史证明，中美关系好，台海和平稳定；中美交恶，台海战争危机；“台独”挑战，撼动不了中美关系，有时还促进中美合作。换言之，台湾地区的分量与“台独”的野心相比，根本不对称，是决不可得逞的。

在台湾问题上，“台独”分裂势力没有多少挥洒空间。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个省及福建省的一部分，没有涉及主权问题的发言权；台湾当局依靠美国，只能作为美国的棋子，最终是弃子；台湾地区实力地位极其有限，没有足够的博弈筹码；台湾地区内部阵营截然对立，在前途命运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意见。总之，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台湾地区前途与命运的安排，都不是“台独”分裂势力所可以左右的。

当前，表面看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似乎可以从中美博弈中牟利，实际是火中取栗。如果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美国之间存在所谓“三角关系”的话，那么台湾地区不是中美苏“大三角”时代那个可以作出自由选择的一角，而是一个被一个角当棋子，被另一个角视为一个省、划定活动空间红线、志在统一的一个角，没有其所期望的发言权。

作者郑剑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全文转载《两岸视点》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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