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历史教育在形塑国民历史认知和认同的过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当下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与其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教科书则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媒介。

民进党以所谓“多元”“去国族化”等理由来回应台湾史教科书的编撰精神，实际上是借之以行“去中国国族化”，建立所谓新的“台湾国族主义”为目的。（作者供图）

来自“审查委员”的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台湾史教育在历史教育体系里的地位，由早期的“乡土史”逐渐向所谓的“本国史”转变，其背后是台湾地区“台独”势力谋求台湾社会“去中国化”的图谋。若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注重地方史教育，可以弥补“大历史”教育过于宏观的缺陷，本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新世纪前后以来台湾地区高中台湾史课纲的理念，大都来自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目的主要是培养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含有强烈的疏离“中国史”的倾向。特别是教材要经过台湾当局指定的“审查委员”审定，这一“看不见的手”对教材的具体内容有直接影响。据某教科书作者回忆，关于清代台湾的内容本为：“台湾拓垦的区域即南而北，由西而东，不断扩大。台湾早期的开拓的成就……”遭到“审查委员”质疑：“为何只是开拓而非‘殖民’？”“从任何角度来看从明郑到清代汉人在台湾的移民都是以‘殖民’的形式进行。何以荷西是殖民，日本是殖民，郑氏与清廷在台湾不是‘殖民’？”再如“澎湖设官……台湾与大陆关系更加密切”，“审查委员”回应：“两者有必然关系吗？请查证。”这位作者只好在教学设计中按照“审查委员”的建议，“参阅中国历朝正史与台湾通史，看看历史上台湾还有哪些别称？”“难道要台湾学生读二十五史吗？”笔者曾听到很多位岛内历史学者的无奈叹息。在岛内这种大环境的驱使下，所谓“审查委员”的“意气用事”，就会让人不得不去做“脱中国化”的无奈之举。岛内各历史教科书版本的编辑对这样的状况也很无奈：“教科书该长什么样子？我们知道。但‘审查委员’一审二审三审，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可见，民进党以所谓“多元”“去国族化”等理由来回应台湾史教科书的编撰精神，实际上是借之以行“去中国国族化”，建立所谓新的“台湾国族主义”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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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里的两岸关系

 台湾地区的历史演变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刻意疏离自然会导致史观及历史叙述的扭曲。于是，如何处理两岸的历史关系，成为台湾地区台湾史教科书撰写中，颇为微妙且重要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台湾地区教科书对两岸关系的叙述作一番较为全面的考察，借以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基本认知。其中，把台湾史教育作为台湾地区历史教育的起点，高中台湾史教材对两岸关系史的叙述尤值得作为研究的个案。2004年，根据所谓的“高中历史95暂纲”，台湾史正式成为台湾地区中小学必修的历史课程，在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讲授。本文以已经使用过且用量较大的五种台湾史教科书，即康熹版（2011年版）、翰林版（王琪、2010年版）、南一版（2011年版）、三民版（2011年版）、龙腾版（出版时间不详）等高一年级历史第一册教科书作为个案，分析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在两岸关系史问题上所要灌输的认知及其特点。围绕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各版本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不谈或少谈早期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在台湾现有发现的早期历史遗址中，有不少证据可以说明两岸的历史交往，如有代表性的“十三行文化”，各版本教科书都有意淡化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如三民版则指出出土器物有“瓷器及中国大陆钱币”，说明当时与东南亚、中国大陆都有一定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往来。早期大陆人民对台湾的认识与开发就没有列入课纲知识点，只有康熹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台湾的记载情况。即使荷据时代，台湾开发的主力也是大陆汉人，各版本教科书却一致弱化汉人贡献。南一版称当时移居台湾的汉人“为数不少”，“荷兰人招徕不少中国东南沿海的汉人协助开垦，种植稻米、甘蔗”。该版还借用所谓“共构殖民”的理论，指出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常须与汉人合作，“故称汉人是统治的协力者”。凸显清廷“外来政权”或“治台不力”。翰林、南一、三民、龙腾教科书基本延续清前期官方消极治台的观点，没有说明将台湾正式纳入版图的历史意义，反而大讲“弃留之争”。龙腾版强调清代台湾的开发归功于民间自主努力，与官方关系不大：“清朝统治时期是台湾土地开发的最主要阶段。不过，所有的拓垦事业几乎全都出自民间的努力，政府只是站在审核的立场，加以监督及征税而已。”淡化晚清台湾历史变迁的中国史背景。近代以来，影响台湾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密切关联，各版本教科书均弱化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关系。翰林版中英鸦片战争的描述着墨最多，将台湾与大陆两分叙述：“当台湾社会正以一种强劲生命力往近代化、商业化的方向演变过程中，中国大陆的清朝政府，也面临传统制度迈向近代化的阵痛与困扰。”三民版则只见台湾不见大陆：“鸦片战争以后，英、美两国对台湾的兴趣最为浓厚。由于台湾位居东亚航运的要冲，基隆附近又产煤炭可供船只补给，英国曾企图来台购煤，并争取采煤权，但事未成。而美国舰队司令伯理（Perry）也曾派人来台调查，并赞成占领台湾，事虽不成，却是台湾开港之前外国对台湾怀抱浓厚兴趣的重要事件。”鸦片战争以后，台湾曾几番招外敌侵扰，甲午战争与乙未割台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康熹版、南一版、三民版、翰林版只是简要叙述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问题而起，但没有说明其深远影响。翰林版虽有比较战前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建设情况，以及日本处心积虑的对外扩张准备，却将台湾地区与中国并列提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走上对外扩展的道路；朝鲜、中国、台湾，都是他们积极谋求的目标。”台民抗日斗争民族精神与祖国情怀的不同叙述。台民英勇的反割台斗争及后来的武装抗日斗争，全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情操。康熹版、南一版与三民版正面地描述了台民英勇抗日的斗争历程及其回归祖国的政治目标。而龙腾版将台民武装抗日运动分为“改朝换代形态的反日抗争”和“不满殖民体制的反日抗争”两个阶段，具体内容较为简略，且特别突出抗日运动的负面形象。翰林版则强调乙未反割台的斗争，除了清军外，台民是“基于保乡卫土的意识”组织义勇军，参加武装抗日。在叙述台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时，除了南一版描述1913年的苗栗事件时，阐明了主事者罗福星身份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且是“继承中国革命的革命党人”，以及三民版谈“台湾文化协会”时，相对正面地描述了民族运动领导人物蒋渭水受大陆影响：“‘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之初，成员的思想主张即不尽相同。其后，主张体制内合法政治抗争、推动文化启蒙的蔡培火等，受辛亥革命影响较深、追求全民运动的蒋渭水等以及主张社会主义、农工运动的连温卿等人之间逐渐对立。”其他四种版本的台湾史教科书在正文中均较少或者没有提及这一系列运动与大陆的革命运动的关系。战后中国政府恢复台湾主权的历史及法律合法性阐释。乙未割台后，两岸同胞都未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五个版本台湾史教科书，除了康熹版，其他版本对中国政府收复台湾主权的史实及法律基础的叙述含糊不清。龙腾版表示：“然在未作签署的情况下，《开罗宣言》并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却为日本战败后，台湾的归属，作出明确主张。民国三十四年（1945）美、英、中、苏发表《波茨坦宣言》时，再度重申《开罗宣言》的主张。这两个宣言为战后由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立下基础。”三民版、南一版与翰林版只提及《开罗宣言》。三民版表示：“所谓《开罗宣言》虽不是正式的条约，但是在会中罗斯福总统支持国民政府战后取得台湾。”南一版：“民国三十二年（1943），中美英三国领袖举行开罗会议，主张台湾、澎湖由中华民国收回。”文中没有引述《开罗宣言》的内容，甚至没有提到《波茨坦公告》，更没有追述《开罗宣言》前中国政府早已提出收复台湾的历史渊源。五种教科书中，康熹版与南一版明确了台湾应“归还”中国或中国应“收回”台湾的性质，三民版则用“取得”一词。龙腾版虽用“回归中华民国”作为小节标题，但强调《开罗宣言》“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让该版的观点显得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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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历史教育本质的背离

 关于战后及当代部分的台湾史，五种教科书均有较多篇幅，基本肯定两岸关系由紧张走向和解的趋势，同时关心台湾自身的发展空间。此总体而言，它们表达出希望抓住大陆发展的机会，又担心受制于大陆的复杂心态。如龙腾版：“台湾社会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仅面临资金、人才与技术的流失，而中国大陆透过‘以商逼政’的运作，也使台湾的‘国家主权’有被限制与扭曲的风险。”自从大陆人民发现并逐渐向台湾迁徙，台湾史就成为整个中国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多数台湾史教科书却有意淡化、回避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或明或暗贯穿台湾史教科书的是寻找“台湾意识”的缘起。此外，所谓台湾文化乃“多元文化”的观点，也充斥于各版台湾史教科书，其意涵同样是借此降低“中华文化”的地位，用“台湾文化”包容“中华文化”。各版台湾史教科书对台湾史的总结与展望，提出所谓“立足台湾，面向世界”，回避与大陆息息相关的历史命脉。翰林版言：“本土化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则是全球化的浪潮也汹涌而来。本土与世界，分别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起点与终点，本土化问的是在地的特色，全球化则着眼于世界的共相。”教科书中回避与大陆历史联系的倾向，与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很大关系。考察历史教科书不能忽视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的课纲制定者和教材审定者的影响。有论者指出，“95暂纲”宣称的“多元”“去国族化”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中国国族主义”，同时“悄悄”建立“新的国族史观”。由于课纲的限制，不少两岸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被忽略。比如，五种版本的教科书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李友邦、谢南光等不少台湾志士来大陆参与祖国抗战的历史只字不提。不同版本的台湾史教科书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台湾历史的演进本身即是中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中国史的视野，难以说清台湾历史变化的渊源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从课纲制定到教科书的编撰，甚至到教材选用及课堂讲授，或显或隐，都存在着不同史观与政治立场的斗争，反映了台湾社会政治与族群认同的纷争。部分教科书编撰者出于其政治考量，剪裁史实，通过选择内容、阐释观点，以塑造不同的两岸关系形象，却产生了一个与历史脉络差距甚远的历史叙述。无论如何，虽然不能过分夸大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如有台湾教师坦言，教师的政治取向影响更为直接，但同一个地区，根据同一课纲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史实与史观，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很容易让民众历史认知混乱、迷失，这多少背离了历史教育所要完成的凝聚共识、培养认同的目的。总之，如何重构新时期的历史认同，成为台湾史教科书的难点。台湾史教科书体现出来的“去中国化”的“本土化”倾向，不但歪曲两岸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还会进一步撕裂当下岛内的族群关系。

 原文转载自《人民政协报》（2022年12月17日第8版），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忠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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