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形势的演进，尤其“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东亚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强烈冲击。此时，无论是国人的台湾论述还是两岸的思想交流，都有很大的变化。“民族自决”论的引入，是重要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前后，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决”论的启发下，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及其与大陆革命运动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作为当时台湾知识群体最重要的言论机关，以及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团结抗日力量的重要思想舆论场域，《台湾民报》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该报揭示了台湾知识分子对“民族自决”论的接纳由最初的“寻求自治”到实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的历程，期间思想的转化，尤其受到了孙中山等祖国大陆革命者的启发与引导。特别是孙中山等人将台湾革命的完成，视为中国取得完全独立的必然要求。这些主张感染台湾知识分子们，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反帝反殖革命运动的关注，热切期盼祖国的南北统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在祖国革命者的呼唤下，以加入“国民革命”作为实现“台湾革命”的前提，投入了祖国正处高潮的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大陆政局的动荡与台湾抗日运动人员的分化，未曾改变台湾知识分子对“民族自决”论和“国民革命”的一致认可。此后，以“革命运动”和“台湾回归祖国”为志向的台湾革命者，继续在祖国大陆掀起两岸共同革命的热潮。在此过程中，大陆革命者始终发挥着指导与引领作用，台湾知识分子则热切盼望、积极响应，深刻表明了两岸始终不灭的联结。

核心观点：

青年团源于日本幕府时代的“若者制度”，日俄战争后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殖民地台湾普及。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青年团有山地与平地之分，因分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1919年，田健治郎接任台湾总督后，开始在台湾推行“内地延长主义”，“理蕃”政策也由此从以“武力镇压”为主转向以“抚育教化”为主。1922年起，殖民当局开始在山地推行社会教育，成为了台湾山地少数民族青年团的发端。但此时的青年团体并未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仍依附于以头目为中心的权力体制之下。雾社事件爆发后，青年团成为了殖民当局控制“蕃社”的重要工具。殖民当局以青年团为载体，召集青年开展各种讲习活动，进行日语训练、集体训练、产业活动、公共服务等，不断将青年群体拉入“己方世界”。与此同时，殖民当局还利用青年团在“蕃社”开展改造活动，操控青年将“蕃社”生活日本化，并使之逐步取代传统势力的地位。在殖民者的官方记录中，青年团员无不成为了“蕃社”中的“先觉者”，具有昂扬的“国民意识”。但从细节中仍可窥见少数民族并非一味的听从，而是具有自身的动机与意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殖民当局更是加紧对青年团的身体操练与精神同化，进一步利用其在山地掀起“皇民化运动”，诱导其为侵略扩张服务。1939年，殖民当局开始在山地组建自助会，在山地建构了“殖民警察—自助会—社众（以户为单位）”的管理体系，对少数民族施以“纳税”为主要内容的“公民训练”，并与青年团一起在社内开展社会动员。1940年“皇民化运动”进入“皇民奉公运动”阶段后，自助会更是成为了山地的“皇民奉公会”。1942年起，殖民当局在山地组建“高砂义勇队”，将少数民族青年送往战场。此后，青年人数不断减少，青年团难以为继，自助会以更大的职权范围和控制力覆盖了青年团的功能，取代了青年团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殖民当局不仅实施了对“人”的所谓的“国民塑造”，更是推动了殖民当局在山地的权力运作模式由间接管理向直接控制的转变。

核心观点：

康熙二十三年（1683），清廷收复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赋税的议定随即纳上议程。基于清一贯的定赋原则，台湾赋税以工部侍郎及福建督、抚等共同商酌为始，即基于明郑时期户口钱粮册籍厘定。故台湾少数民族赋税制度基本承袭明郑旧制，对凤山八社计丁口征收“丁米”税，诸罗三十四社及凤山“外四社”征收“社饷”银两。其税则采纳季麒光于定制台湾诸项赋税的《复议二十四年税饷文》一文所作建议，按比例下调社饷银两，并豁免“丁米”税“老少病弱”所征。由于清初按征本色粮或折色银对台湾赋税进行不同比例征收，季氏故于公文“稻粟”部分斟酌征收本色的台湾田赋及少数民族“丁米”税税则，而非将“丁米”税置于“人丁银”部分进行讨论。故于奏销程序中，“丁米”税属正赋中田赋一项，而非丁税，不随地丁的社饷则按常例归为杂赋。雍正四年（1726），因清本色粮征收与军米供应直接相关，在台湾军饷支取不便及存粮腐坏的情况下，凤山八社“丁米”税随台湾田赋改征折色，并因觉罗满保所呈《为奏请圣裁事》一折得雍正认可，豁免对八社“番妇”所征。雍乾年间地丁税调整的大背景下，相较福建于雍正二年（1724）即摊丁入地，台湾汉人丁税与少数民族“丁米”税因均计丁征收而相互掣肘，致使台湾摊丁入亩进程延迟，并推动以“丁米”税为前身的“番饷”制度成为台湾少数民族最主要的赋税制度。

乾隆元年（1736），台湾以汉人丁税减征作为折中之策，替代摊丁入亩的施行。乾隆二年（1738），巡台御史白起图、严瑞龙在对少数民族赋税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因丁税减征未覆及少数民族（“丁米税”及“社饷”于奏销中均不属丁税），奏请民、“番”一视同仁。乾隆皇帝采纳巡台御史所述，将台湾少数民族此前所纳诸税，均视作丁税，称“番饷”，致使其税赋制度出现重大转变:除归化“生番”及凤山县外四社，其余“番社”按照（汉人）丁税税则，悉纳“番饷”，起自荷据时代的社饷制度由此式微。但于此后奏销制度中，仅八社所征由田赋调入丁税。至乾隆十二年（1747），因“光丁”（无地贫民）苦累未除，台湾汉人丁税方并入（汉人所垦土地）田赋，少数民族因“无地可征”（所纳均不属田赋），延续以“番饷”为主的赋税结构。光绪十四年（1888）刘铭传清赋期间，丁银及包括“番地”在内的全台田赋终一并核入“新粮”征收，实现较为彻底的一条鞭法的调整。至此，汉、“番”赋税均一归于田，包括“番饷”、“社饷”在内，此前全台所征银、米各款名目悉行删除，但从方志、四柱清册、简明概括图册来看，“番饷”或随汉人丁税一并折入新税征收。

核心观点：

战后以来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对日据时期历史的书写，在不同时期课标（课纲）的规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文章爬梳了自“两蒋”时期到“108课纲”时期的教科书中，日据时期历史书写的话语转变。教科书对日话语的易辙涉及到多重因素，包括政治权力的介入、史学观念与学术群体的变动、过往历史教育的遗毒、被混乱的身份认同等。在消解“中国认同”后，台湾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中。台湾地区的历史教育在日据时期历史的阐释上，需重新审视并复归到中国历史的语境中，这一过程也有助于两岸消弭历史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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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原属中国的台湾，开启对该岛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后，日本以台湾为据点，继续在中国华南地区推行综合性的侵略扩张政策，厦门即为所谓对岸经营的重点地区之一。本文以日本台湾总督府在厦门的殖民教育活动为背景，以台湾籍民初等教育机构——厦门旭瀛书院为中心，兼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英美系学校——英华书院（中学）和同文书院（中学），论述各自在厦门开展办学活动的成败利钝，分析两者之间在各个评价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区别，从而总结双方学校办学成效存在显著不同的内外因素。

厦门旭瀛书院的创立与在厦台湾籍民团体——厦门台湾公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后者的设立及其早期内部管理状况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建立进程。旭瀛书院开办期间，捐助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及其影响力对于维持学校的运作经营具有重要作用；厦门台湾公会专门为该校设立的学务委员则主要承担资金募集工作，提供尽可能多的财力支持。

从厦门旭瀛书院办学活动的各项环节（包括实施意图、教育介质、教学人才和受教育对象的来源去向）所显露出的基本面相来看，该校与台湾公学校之间存在师承—移植关系，带有明确的殖民教育指向，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亦根据当地社会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作出属于权宜之计的被动微调。

与厦门旭瀛书院基本同期，隶属英美系统的中等教育机构——英华书院（中学）和同文书院（中学）也在厦门本地开设。两校的办学风格明显不同于旭瀛书院，显现出更好的适应性和灵活度，利用更为广泛的跨国社会关系，不断巩固办学基础，培养更多行业人才，在厦门地区的教育竞争活动中获得更加突出的办学优势。

核心观点：

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台湾解严，台湾社会日新月异，而金门却仍处于战地政务的管控之下。同属台湾当局的实际管辖，台湾与金门却实行两种不同的体制，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触发金门人内心的不平，金门人希望摆脱战地束缚、实现开放与发展的行动就此展开。在此背景下，1990年8月6日，金门作家杨树清发布《金门报导》试刊号，同年9月6日，《金门报导》正式创刊，投身金门社会转型进程。有关金门本地事务，《金门报导》大体依循“台金一致”的理念，就终止战地政务、推动地方选举、探索经济转型、文化建设等议题，勇于发声，突破了军方的话语体系，推动金门社会进步。有关两岸涉金事务，《金门报导》察觉到大陆因素是金门发展的前景所在，积极响应福建方面“两门对开，两马先行”的倡议，违逆台湾当局消极的两岸政策，奔走两岸，传递民间的通航呼声。《金门报导》发行48期后，于1994年6月停刊。在民间复刊的呼声下，《金门报导》于2020年9月复刊再出发，至2021年3月共发行7期再次停刊。《金门报导》复刊因应新的社会状况、两岸形势，更加注重文化对金门的意义。《金门报导》的实质是一份社会运动刊物。从《金门报导》到复刊，杨树清都以报导文学的精神报道金门人、金门事，关心民瘼、探索金门开放与发展的路径，凝聚起散居各地金门人建设家乡的热情与共识，积极推动金门社会转型及两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