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二十世纪20年代，青年张我军为工作和求学来往于两岸。该时期既是张我军新文学创作的启蒙期，也是其思想的成长期。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向台湾文化界输出了大量的新理论，尝试新诗、小说、杂文和随笔创作，还翻译了大量的日本理论和作品。纵观青年时期的张我军，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他的两岸经验紧密相关，既受到两岸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在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和主体意识。本文结合社会文化思潮，把张我军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和文化实践联系起来，致力于探讨厦门、北京和台湾等兼具政治和文化意味的空间对青年张我军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的影响，并分析张我军的青年特征、两岸经验、社会认知与其主体结构生成的关联。

核心观点：

吴浊流出身于台湾地主士绅之家，又接受殖民现代教育，成长为典型的殖民地文人，这使其长期徘徊于新与旧之间、顺从与抵抗之间，也成为其作品中“孤儿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本文采用文本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互文性阅读，关注吴浊流与士绅意识密切相关的社会角色，围绕其作品中对殖民地社会的思考展开研究。

殖民地文人吴浊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殖民政策的双重土壤中“塑造”出来的，二十年教师生涯使其倍感苦闷，也成为其创作的思想来源。自就读师范学校起，吴浊流便离开故乡求索现代文明，但作为乡绅，他在一次次返乡中不断思考自己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并在小说中通过士绅家族-乡村-乡土透视其所关怀的殖民地社会问题。诗人吴浊流的早期诗作中不乏陶渊明、庄子式的隐逸思想和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加入大新吟社、苗栗诗社后，他为旧读书人的汉节凛然所感召，关注九一八以来祖国大陆所受帝国主义侵略，而直到亲赴南京后，其汉遗民意识才明晰起来，作品中频现“复旧山河”之志。光复后，殖民地的“疮痍”却因内战和冷战而难以愈合，吴浊流则努力弥合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国共之间等中国人内部的关系，他对“孤儿”的关怀也逐渐囊括了亚洲其他遭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而通过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往，吴浊流对近代中国纷乱的历史和亚洲的殖民与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以小说隐喻了作者对旧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对中日关系的展望。

殖民地文人身上残存的士绅意识，使其积极地通过文学记录殖民地的血泪史，表达对殖民体制的不满与抗议，而这实则植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本文希望以此摆脱“孤儿意识”和认同问题的窠臼，开辟吴浊流研究的新视角。

核心观点：

在台湾戒严时期，国民党针对大陆书籍实施了严苛的“禁书”政策，造成了台湾新文学史上大陆新文学传统的断裂。然而，作为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重要代表，痖弦等诗人以禁忌的盗火者姿态，在军营内部隐秘地阅读“禁书”，并通过撰写评论、创办杂志、出版书籍等方式，在戒严时期隐秘地传播大陆现代新诗，从一定程度上缝合了台湾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同时，这些大陆新文学作品，也为正在发展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促进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蓬勃与成熟，展现了两岸新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痖弦对中国大陆现代新诗的引介为中心，结合戒严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文本分析，探索痖弦在诗歌评介过程中展现的审美及文化政治内涵，并以此为基点，挖掘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与大陆新文学的亲缘关系。首先，从台湾戒严时期的禁书政策出发，讨论作为“禁书”的大陆现代诗作品在台湾诗人之间的地下传播情况。其中，作为编辑的痖弦对“禁书”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海军基地“左营”，他不仅是“手抄本”流通的中心，还与张默等同人创立了《创世纪》诗刊，并以其为载体，对作为“禁书”的大陆现代诗进行评介。在痖弦担任《幼狮文艺》和《联合报》副刊的编辑期间，他进一步扩大了大陆新文学作品的出版空间。此外，痖弦等人还在新月书店的影响下，创立了洪范书店，出版他所编辑的大陆新诗作品，拓展了彼时作为“禁书”的大陆现代诗作品的传播空间。具体到痖弦对大陆现代诗的评介内容而言，痖弦继承了五四新诗的传统，大力介绍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及新月派诗人群的作品，并从历史意识、审美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不仅如此，作为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重要代表，痖弦对大陆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尤其看重，因此，本文试图从纵向上探索李金发、戴望舒等人与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渊源关系，横向上挖掘痖弦与港台诗坛的互动，并以痖弦对李金发的采访与《戴望舒集》的编选为切入点，探讨痖弦对二人评介的独特性。此外，本文以痖弦对何其芳诗歌的接受与重构为个案讨论痖弦早期诗歌对《预言》的仿作，以及其对何其芳诗歌意象的摹写，并结合台湾的历史语境，从痖弦后期的创作实践出发，讨论痖弦对其早期所受何其芳诗歌影响的重构，进一步挖掘痖弦自身创作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