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以往针对当代台湾文学思潮的研究颇丰，但鲜少将教育空间与文化场域之间的互动纳入考察视野。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知识生产、文学传播、学院建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大学作为台湾最具指标性意义的大学之一，深入参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的演进。台湾光复后，台大在傅斯年等人对北大学脉的跨海移植中获得新生，同时也在黄得时等本省籍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对昔日“帝大”学脉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台大的学院传统融合了多种来自不同文化脉络的思想资源，主要体现为三条线索：中国大陆文脉的跨海传承、对“帝大”殖民遗绪的批判性继承、由“内战-冷战”带来的文化影响。这三条线索使台大的学院传统得以介入当代台湾文学思潮，形成独特的文化脉络。

在五十年代被“威权”所禁锢的台湾社会中，台大知识分子试图以人文对抗政治。他们通过对战斗文艺的反拨与“去政治化”的文学实践，形成了一条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潜流。其诞生得益于台大自由、独立的人文风气。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以殷海光为标志的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的抵抗，对校园内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坚持，以及台静农等“南渡”学人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逸民”之姿，成为台大建塑抵抗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在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现代”与“传统”的辩证思考成为刘绍铭、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等一批外文系学生对中国文学进行现代化想象的关键。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间，他们接续并发展夏济安的文学观念，意欲建构“西化”之外的“现代”图景。在对“古典”的回望中，《现代文学》继承《文学杂志》的学院传统，体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学院现代主义”。透过西方现代小说的译介工程，夏济安及其学生革新了台湾现代文学的知识系统，完成了对“现代”的重塑。到了七十年代，台大知识分子以学院立场介入乡土现实主义思潮。《中外文学》藉由对日据时期反殖民文学记忆的“出土”，展开对台湾新文学传统的重构。历史学人杨云萍以其跨越时代的台湾历史与文化研究，成为台大知识分子介入乡土现实主义思潮的典范。外文系学者颜元叔从学院知识分子的视角观照台湾的社会现实，以与“乡土派”相异的方式重审“乡土”与“现实”，从中发掘“社会意识”，并由此提出“民族文学”的主张。中文系学者则透过对“抒情传统”之重新“发明”，致力于开辟出一个对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空间。七十年代以降，台大积极引介新兴文化理论，藉由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优势呈现社会公共议题，然而以理论引介为核心的知识启蒙同时暗藏着西方文化理论与台湾本土现实之间的博弈。

透过人文教育、知识生产、文学传播、学院建制四个维度的考察可知，台大的学院传统主要体现为三个特性：首先，它主张独立于政治之外；其次，其传承乃基于学院空间内的师生谱系；再者，它呈现出对古典传统的重视与强调。独立于政治之外、师生脉络的传承以及对传统的重视。基于此，台大知识分子藉由针对人文与政治、现代与传统、文学与现实三组关系的思考，建构了独特的知识谱系，并在当代台湾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进程，编织了一张具有学院派特色的意义之网。基于此，以台大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学院体制介入知识生产、文学实践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不仅能够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当代台湾文学思潮的多元性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新思路，革新我们对当代台湾文学思潮在“内战-冷战”历史脉络中发展与演化的认识；与此同时，对台大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之内在关联的考察，呈现了台大学院传统形成背后的独特历史脉络与发展线索，以及师生谱系在台大学院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台大学院传统在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中投射的学院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