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2日电/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讲座教授郑剑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CSSCI)12月号发表专文《“台独”分裂势力持续塑造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作者认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塑造是歪理邪说、强词夺理。要高举民族大义和国际正义旗帜，掌握中国特色国家民族理论武器，揭露其“台独”新“理论”的诡诈和伎俩，充分调动台湾社会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和文化潜力，破立结合、以立促破，导正视听。要揭露“台独”分裂和国际干涉势力操纵“想象的共同体”的图谋、伎俩，揭露其分化两岸认同、无中生有构建“国家民族意识”对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颠覆性影响，激发民众警觉。文章内容如下：

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勒南在著名演说《何为民族》中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1904年西方陆权派鼻祖麦金德在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当前，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正联合美日等西方干涉势力，利用两岸及国际环境相关因素，以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民族建构理论为牵引，千方百计在台湾社会制造“共同苦难”等认知，进行新一轮“台独”分裂性质的“国家民族意识”塑造。中华民族必须高度警觉，坚决遏制和回击。还应看到，将来即便反民进党势力在台湾执政，如果其国家民族立场出现偏差、游移、妥协，在中美战略博弈、台湾当局倚美拒统“缓独”的大结构下，“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仍可能改头换面并潜移默化发挥作用。

一、“想象的共同体”理论

“想象的共同体”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8.26—2015.12.13）提出的国家民族建构理论，其观点集中体现在1983年出版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该理论已成为世界当代民族国家理论中的显学。根据该理论，民族是“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从来不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并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他们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 吴睿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P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建构模式有三：一是“远程民族主义”。或称“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典型例证发生在北美，移民们反抗宗主国英国，最终形成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他们整合了北美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对待，但在价值观上同时吸取了欧洲启蒙思想。远程民族主义现象也体现在移居他国的移民们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报纸上写满了母国的罪恶和贫困，移民们仍然有一种思乡之情甚至负罪感；感受到母国的重要性，又在不断为自己的新身份辩护；在国外过着安逸的生活，却在网上鼓吹国内抗争独立”（摘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民族主义演讲中的新困惑》）。二是“语言民族主义”。即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和活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欧洲正是通过语言民族主义的创造，一种取代帝国的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即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三是“官方民族主义”。即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进程。通过在交流工具（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各方面的强制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官方民族主义亦可看成塑造独立民族国家意识的马基雅维利式先期策略。”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尽管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也有其符合部分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指出：“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的头脑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东征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各阶层在政治取向、党派偏好、对外政策甚至民族认同上有不小分歧，但当外部“入侵”发生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原本民调低迷的泽连斯基成为民族团结抵抗的象征，政权及军队内部腐败、倾轧等问题退居其次。所以，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再是对付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乌克兰，而是一个全民团结、同仇敌忾的乌克兰。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客观上也起到进一步激发和凝聚乌克兰民众的独立国家民族意识作用。目前看，乌克兰在历经上世纪30年代、二战后两次大饥荒、苏联解体、1991年独立建国、与俄罗斯长期斗争、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等一系列“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的洗礼后，极可能在俄乌冲突中将彻底完成独立国家民族意识建构。

当然，“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也有诸多薄弱环节或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中外理论界亦多有指摘。如中国的情况最典型。按照“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中国和中华民族具有“三种模式”的所有条件，本应早就碎片化、欧洲化了。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维系了两千年“大一统”。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并非线性、单向的，其三种建构模式的作用机理和实践案例表明，其既可成为推动分裂成族建国的理论工具，也可以用以启发国家民族认同和统一。换言之，“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推进“独立”和维护统一的任何一方都是“双刃剑”，恰当运用，亦可制衡和解构分裂主义，成为反分裂的理论工具，进而在维护国家民族认同上发挥特殊作用。

二、“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台湾的传播及“台独”分裂和国际干涉势力运用策略

上世纪90年代末，“台独”学者将该理论引入台湾。1999年，《想象的共同体》在台出版，流传甚广。“台湾本土的政治运动者，也以此书之立论，来建构本土的认同内涵。”特别是“年轻的‘台独’派学者却将之引为理论资源，试图就此建构一个‘台湾民族’”。（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

在此之前，由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有着血浓于水的共同历史和文化等认知在台湾社会根深蒂固，台湾老一代“台独”学者多不否认也无法否认两岸同文同种。也有人在上世纪中叶后一度极力建构所谓“台湾民族论”，但也往往无法挣脱血缘、文化和历史的逻辑框架，不得不在“南岛语族”、“移民社会”、“混血群体”等范畴内强找“依据”，难以服众。所以，当后天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引入台湾后，年轻世代“台独”学者如获至宝。加之他们对历史抱着虚无主义态度，故直截了当据此凭空论述建构新的“台湾民族”。换言之，这种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台湾民族建构论”，是后冷战与后现代的产物。（谷歌搜索：郑鸿生 《“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本人生前多次到台湾参访。2000年3月，民进党陈水扁刚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便邀请其到台湾演讲。他很快抵台，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演讲中称，他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台湾。据现场聆听人士记载，他在演讲中表现出同情“台独”的立场（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他宣称，如果大陆的男性都有这种想法（指他在演讲所举的在国外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以“X尽”所有台湾女性来表达对“台独”的愤怒）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的时候，“台湾民族”就可能成立，“‘台湾独立’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2001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该演讲为基础,在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5-6月号发表《西方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 Nationalism”,New Left Review9,May-June 2001,P31-42）一文，从台湾地区角度反思亚欧地区三种“民族主义”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含义。他错误地将台湾“台独”运动与美国独立运动和19世纪初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给‘台独’分子提供了灵感”（谷歌搜索：郑鸿生《“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陈水扁执政后，放手利用“政权”力量推进“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其政策举措充斥三种“民族主义”模式手段，对台湾民众传统国家民族认同产生严重冲击。台湾首次“政党轮替”被塑造成标榜代表台湾本省族群的民进党，取代“外省党”“亲中卖台”利益的代表国民党。本省籍群体“扬眉吐气”“终出头天”，外省籍群体“垂头丧气”“心有不甘”，“台独”和“去中国化”狂潮横扫台湾社会。2006年底，贪腐弊案缠身的陈水扁宴请回台参加世台会2006年会代表时宣称，“去中国化”是自己任内“最大成就”。他举例称，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民调显示，6成左右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同率在4成左右，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一般为4%左右。与其上台前实现实质反转。

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但面对台湾社会认同的变迁，国民党马英九当局不敢大刀阔斧拨乱反正。2016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导致时至今日，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状况恶化态势持续蔓延、固化、深化。台湾相当一部分群体对大陆认知，沿着“家人”—“友人”—“敌人”的路径加速蜕变。当前，两岸政治严重对立、国际干涉日益猖獗、战争冲突风险陡升，民进党当局与美西勾连配合，利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 “大气候”，以及大陆对台战略反制行动、香港“一国两制”新情况等“小气候”，交替运用三种“民族主义”模式手段，塑造台湾民众共同的“苦难感”“压力感”“抗战感”，裂解两岸认同，推动台湾“独立民族国家”意识和认知脱胎换骨式塑造。相关策略手法归纳如下：  

1.把“中国统一”重新定性为“侵略扩张”，重塑台湾民众敌我友、内与外关系认知。他们宣称，整部古今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二战中，共产主义苏联帝国结合西方英美自由主义帝国，打败德日法西斯帝国。战后则进入共产帝国与欧美“民主帝国”的对抗格局。第一波是美苏对抗，第二波是美中对抗。“简单说其（中国大陆）终极目标就是要击败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新霸主。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近期最重要课题。”他们污蔑中国传统国家民族认同和两岸统一主张为“中华民族主义”，捏造中国“帝国国家民族形象”；演绎美西方反华的“国强必霸”“修正主义”“改变现状”逻辑，捏造“解决台湾问题=侵略扩张”“反独促统=民族压迫”谬论，大陆被定位为“侵略者”，台湾为“被侵略者”；鼓吹台湾“不分省籍一命、团结御敌”，激发“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激发“新民族”的“觉悟”。“台独”联盟主席黄朝堂妄称：清廷甲午割台后“台湾民主国”所开启的“台湾攻防战”，“正是台湾人意识形成的起点”；蔡英文、赖清德持续攻击大陆为“侵略者”，激发“同仇敌忾”。在“台美”联合鼓噪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把大陆视作“外敌”，把统一视为“非正义”，干涉势力反成“靠山”，“挟洋拒统谋‘独’”变成“政治正确”。对大陆的情感认知，从“一家亲”向“两家仇”、相向而行向形同陌路、血浓于水向水火不容急遽蜕变。

在此认知下，推进统一成为“非正义”一方，挟洋拒统谋“独”成为“政治正确”，大陆被污蔑为台湾民众的“对立面”和“死敌”，外部干涉势力成为朋友和靠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成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 吴睿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P7）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这种认知塑造，其深远危害极其严重，可谓其心可诛！

2.渲染大陆“武力胁迫”，激发台湾民众“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策动并利用台海战争危机态势，借助俄乌冲突推波助澜，曲解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复杂背景，鼓噪大陆特定期限“武统台湾”；指称大陆正以“灰色地带行动”单方面“胁迫”统一，攻击大陆和平统一攻势为“认知作战”、惠台政策为“统战阴谋”，渲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恐吓台湾民众。

在此操作下，大陆反“台独”、反干涉行动被曲解成台湾民众的“共同苦难”，台湾民众原本“两岸同属一中”的传统认知，向“宗主国与殖民地”“大国与小国”“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方向蜕变，部分民众的美式“独立战争”意识随之滋生；不同群体、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时有缓和或搁置，原本不同程度“亲陆”、坚持一中传统立场的特定议题情况下不得不与大陆“划清界限”“一致对外”。今后如两岸剑拔弩张态势长期化，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视和仇视亦可能持续加深，传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进一步淡化、变质。

3.制造“民主自由”与两岸统一根本对立，建构台湾民众新型“台独”认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研究民族运动应将意识形态对民族的创造作为中心问题，“正是意识形态促成相同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社会走上分离主义，也正是意识形态危机成为新型民族主义的动力和契机”（秦辉《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和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读书》2016年第7期P19-P33）。意识形态是历代台湾当局谋“独”或拒统的主要工具之一，在美国重建国际意识形态阵营的今天，“台独”分裂势力竭力把该工具极大化。他们把国家民族认同与政治制度认同挂钩，用两岸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重塑“联美谋独”的“道义”和国家民族认同基础。

他们把两岸之间“台独”与反“台独”、统一与反统一之争偷渡为“自由民主”与“威权专制”之争，祖国统一曲解为“自由民主政权沦陷”“接受共产党专制统治”，把香港国安立法污蔑为“结束一国两制”“一国一制”。新“台独”理论鼓噪，2000年民进党执政遭遇全球化造成的第一轮“民主合法性”危机。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后，促使台湾产生“公民民族主义”崛起，并取代民进党成为实质上的政治反对势力。此前，台湾这个“共同体”的“一起做决定”的事实，“过往撕裂的认同立场逐渐产出共识，继而由（传统的，即历史、血缘、文化的）‘民族主义’进入到‘公民民族主义’”；目前两岸对抗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水火不容，“在台湾与中国间的矛盾分裂，源于双方的社会发展，乃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当台湾已经达到西方民主政治之水准，而中国（大陆）仍停留在党国封建体制中”，故“中国此时任何统一方案的完成，都会是历史的悲剧”“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赖清德提出“和平保台”“反共不反中”，其意也在凸显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煽动民众新型“台独”认知，博取选票。民进党还放大西方意识形态阵营实力地位及挺台“决心”，贬低大陆发展前景，渲染东西方文明冲突，激发台民众对统一恐慌感和拒统谋“独”信心。2022年10月15日，台湾学者黄哲翰、谢达文在台北举行《“台湾认同”之后，“中国威权”阴影下的公民民族主义》对谈，就台湾在外有“中国威权侵逼”威胁，内有共同体想象再次离散迷途下，台湾共同体想象的最终答案是什么等问题，进行鼓噪误导（谷歌搜索：活动预告“台湾认同”之后，“中国威权”阴影下的公民民族主义）。这些年来，台民众反共、仇共意识进一步强化，反“一国两制”比例攀至90%以上，两岸新的国家民族认同结构性壁垒日渐成型。

4.推出“抗中（反共）保台”话语替代传统“独立建国”，强化台湾民众分离意识。聚焦“台湾独立”目标，运用偷换概念逻辑手段，把过程与结果相混淆，过程掩护结果；动因与旗号相混淆，旗号掩护动因。他们把甲午战后台民众抗日行动重塑为“护台战争”，把二战后中国政府接收台湾曲解为代联合国接收、“台湾地位未定”，把始自1912年的“中华民国”阉割为1949年后“中华民国台湾”，把“拒统谋独”粉饰成“捍卫民主”“抗中（和平）保台”“保家卫国”，重新解读历史，虚构历史积淀，混淆内外部矛盾性质，塑造“捍卫民主”“抗中（和平）保台”“保家卫国”新价值观。  

5.借鉴旧日本军国主义全民战争动员经验，助推台湾民众认同重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日本“官方民族主义”从军事和现代教育入手，取得成功。“野蛮人的入侵是如此突如其来，如此的强大而具有威胁性，以致大多数人民中的政治觉醒者相率群起支持以新的民族架构所构思出来的国防计划。”（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 吴睿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P92）民进党刻意渲染大陆“武统威胁”，推动台湾全民军事化。俄乌冲突后变本加厉，通过推进台军实战准备、延长兵役期限、下修战时兵员动员登记年龄且不分男女、扩大预备役部队规模、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普及“全民国防教育”、号召打群众性游击战巷战等举措，制造战争恐怖，浓厚全社会“迎战”氛围。台湾民众“必有一战”认知迅速提升，愿意为保台而战比例一度超过60%，普遍支持依美护台；社会自发性涉军“公民社会”团体、媒体及活动“如雨后春笋冒出来”；普遍关心战争问题，“你会看到高中生、‘国中生’问你关于战争的事情”，他们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在课堂上跟老师、在媒体上跟主持人讨论“什么是战争”“我们该做哪些事情、该修哪些课” ……台媒指出，“这些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些现象”，“对于精神力的凝聚作用跟‘全民’团结的作用是很大的”；延长义务兵服役期“不光是我们需要这个量，而是今天我‘国民’的意志跟‘国家’的生存，要靠义务兵这个制度来重新凝聚起来”（《俄乌冲突一周年，台湾学到了什么》——不明白播客2023年2月24日）。目前台湾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与两蒋时代以“反共复国”为基本导向的全岛战争动员相比，性质和后果截然不同。前者助推台湾“新国家民族意识”滋生，后者则起到巩固传统国家民族意识认同作用。而从“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视角看，民进党全民军事教育动员的更大危害在于偷渡“台独”性质“国民教育”。  

三、强词夺理必然以失败告终

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的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塑造是歪理邪说、强词夺理。在民族大义、国际正义、人类价值面前不堪一击。要高举民族大义和国际正义旗帜，掌握中国特色国家民族理论武器，揭露其“台独”新“理论”的诡诈和伎俩，充分调动台湾社会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和文化潜力，破立结合、以立促破，导正视听。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立论于反殖民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时期，强行套用于中国分久必合、民族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日益深入人心的新时代，必然破绽百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即反对其兄把北美远程民族主义强加于台湾问题。他认为，两岸分离源于帝国主义行动而非对帝国的反抗。因为北美是欧洲殖民地，但台湾不但在地理上与大陆毗邻，而且其“宪政结构”源于1911年中国革命。

要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台湾版“想象的共同体”强拉硬拽美国建国与“台湾独立”的基础叙事，揭示两者不同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背景，回击“台独远程民族主义”论调，巩固中华大一统认知；针对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揭示两岸都是西方帝国殖民压迫对象、暂时分离是国内政治矛盾和外部势力干涉的结果，回击“中华帝国殖民”论调，巩固两岸“感同身受”认知；针对其“苦难和压力来自大陆”的现实叙事，揭示近代以来两岸共同遭遇，回击“中国统一为侵略扩张”论调，巩固两岸命运与共认知；针对其语言民族主义的“造族”叙事，揭示五彩斑斓的中国方言和民族语言是海纳百川优秀文化特质的体现，回击“台独语言民族主义”论调，强化闽南话是中华语言体系一部分认知；针对其“移民社会”“海洋文化”的文明叙事，揭示台湾地区“移民史”是中国境内人口迁徙史组成部分，回击“台湾文化非中华文化”“认同母国与反抗母国”二元对立等论调，强化“两岸一家人”认知；针对其把海峡两岸之间等同于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地缘叙事，揭示两岸近在咫尺、同属一国，回击“海峡隔绝”论调，强化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认知。  

要弘扬民族大义，荡涤歪理邪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有序，讲求团结、追求“大一统”，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历来邪不压正。这是中华民族的优势和强势。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价值伦理、深厚家国情怀、浩然刚正气节，抵御“台独”分裂鼓噪；理直气壮反对“挟美谋独”、推进祖国统一，让正义性的感召力、民族的凝聚力碾压遏制分裂主张；树立做统一的促进派光宗耀祖、泽被后世，“挟美谋独”必遭终极清算、子孙蒙羞价值导向，对“台独”分裂认知操作形成釜底抽薪之势。

要揭露“台独”分裂和国际干涉势力操纵“想象的共同体”的图谋、伎俩，揭露其分化两岸认同、无中生有国家民族意识构建对台海和平稳定、台湾问题解决方式的颠覆性影响，激发民众警觉。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最恶毒的种族主义思维才能提出“毁台论”“弃台论”“掏空台湾论”，把台湾塑造成与美西方“一家亲”、与大陆“两家仇”不但自欺欺人，而且贻害无穷。  

要丰富两岸共同宏观史观体系，以全民族共同的苦难观压制“台独”狭隘的“苦难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对历史留给台湾同胞的伤痛，我们感同身受，因为这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创伤”。要从近代以来相关历史事件的国际背景、中国历史阶段及具体前因后果入手，阐明外部势力给海峡两岸带来的共同灾难，以及台湾历次“苦难”和“压力”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组成部分，宣扬两岸共御外侮历史，警示当前鼓吹两岸制度差异、“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意在预置台湾未来“历史新悲情”，阐明统一是结束台湾动荡不定、悲剧循环历史宿命的唯一出路，进而在振兴中华、两岸统一、民族复兴的新认知中形成两岸共同历史新记忆。

原文转载自中评社

（编辑：杨延钧；复核：杨延钧；责编：谭馨；编审：杨昆福）